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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侧身躲过对方的拦截，径直往篮下奔去，当下一波球员来拦截他的时候，他跳起来，看准时机把球投了出去，完美入筐。
跳跃起来的瞬间，球场上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而他在空中缓慢上升，球被送至篮筐。他在空中眨了一次眼，看见球碰到篮筐内侧的兜网。然后他把目光移向场外站着的他的父亲和母亲。
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天阴沉沉的，露天球场外能看见森林和天空的边缘，还有一根拦在眼前的竖着的废弃电线杆和绑在上面的一个喇叭。
他盯着杆子出了神，没能适应双脚落地后急速转动的时间轴，他被或兴奋或懊恼的球员们的潮水裹挟，他们挤着他往球的方向去，忽然他撞到了湍流中的石头。有人踢在了他的膝盖上，那感觉像是被铁匠的锤子凿进了骨头，他在一片嘈杂和下一秒突兀的安静里睁开眼，发现他坐在飞机上。
于是他记起来，这会应该是五月三十日的凌晨，他在美国回苏联的国际航班上，身边坐着保拉斯卡斯，和其他队员们。舱室里灯光被调暗了，所有人都在睡眠中，谢尔盖听见有呼噜声从机舱后方传来。
他的膝盖还在疼痛，但在他的忍受范围（他也许太能忍受了）之内。背包里有药，但此时起身去拿药似乎不太妥当。他很大概率会吵醒坐在外侧的保拉斯卡斯。队医坐在走廊另一边，也在睡觉。他想了想，还是没有起身，就这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忍受膝盖上的疼痛，感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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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疼痛让他很清醒，但他决定尽量不浪费这些时间，闭上眼睛试图再次入睡以获得一些休息——一些奢侈的休息。但是昏昏沉沉里，谢尔盖又无法克制自己去想一些他很少去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样脆弱孤单的时刻冒了出来，像要申明它们对这具身体的主权似的。
他想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上一次疼痛是什么时候。这个他记得很清楚：在登机前，他为了放下行李箱需要蹲下身的时候。蹲下去之后，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站起来了。疼痛带来的麻木让他在一时间失去了对膝盖的控制，他蹲在那里，等待保拉斯卡斯寄好行李，把他扶起来。
保拉斯卡斯气着要去找队医，但队医不在那条队伍里。谢尔盖拉住眼看要离开队伍的保拉斯卡斯，他们已经很显眼了，而那一刻他不想变得更引人注目。他想回家，尽管回家对他的疼痛不会有任何帮助。
登机的时候保拉斯卡斯架着他，他的手臂紧紧贴着他，支撑着他。这也让他感觉好多了。膝盖里的疼痛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有人随机设定爆炸倒计时，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炸开，也不知道被引发的炸药量有多少。它有时候很痛，痛到无法忍受；有时候又在可接受范围内，带来一些压抑感。
受伤很常见，谢尔盖想。从他在中学的第一次比赛开始，从他在俱乐部的第一场比赛开始，从他为国家队效力的第一场比赛开始，他就在受伤了。数不清的擦伤和流血，绷带和消毒水的味道一度影响食欲。比擦伤更恼人的是难以化去的淤青，它们像小小的兽潜伏在你的皮肤底下，和体育场外的积雪一样静静等待时间把它们消融，而期间不曾停止用小小的尖牙啃食你的血肉。
但那都不算什么，谢尔盖知道，他不是会为疼痛抱怨的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都习惯了。这个“他们”指的是他们所有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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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得莫斯科的医生曾问他：“这样多久了？”
他说大概一个月。
当他说“大概”的时候，意味着那真的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各种伤痛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有时候他自己无法分辨，有时候一些新冒出来的疼痛都顺带忍下去了。他又“大概”知道，这在一些人里眼中是很难理解的事情。
他在莫斯科的医院里短暂地住过几次，但没有分到过单人病房，大部分是双人，或者三人。他们还是尽力地把他看作国家重要的财产，他的床头柜上总会有几个苹果。一次他的病房跑来一个男孩，头上绕着绑带，拿着图画笔想要在他膝盖的石膏上画画。
男孩问他：“痛不痛？”
他摸了摸男孩的头，用哄孩子的勇敢的语调回答说：“我已经习惯了。”
“怎么会习惯呢？”男孩在他的石膏上画了一朵花，“我痛的时候就马上告诉妈妈。我的妈妈吹一吹，就不痛了。我也给你吹一吹。”
在男孩对谢尔盖施以救助之前，他被护士“当场抓获”，立刻带走了。
这可能是他错过的一大治疗机会，谢尔盖靠着经济舱并不舒服的座位靠背这样想到。他的心情稍微好些了，比起刚才。
在他不算特别长——也注定不会特别长的运动生涯早期，他就领悟了一个好运动员的核心要义。运动员都该有一种永不停歇的精神，这好像一句座右铭一样刻在他的骨头里，而他的血液等等都是溶液，他要花去很长时间，把这种精神融化到他的身体里去，也就是真正领悟它。
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当你觉得累了，就休息吧”，而是“当你要死了，休息吧”。甚至在有些时候，在有些人身上，是直到他们真的死了，他们才休息的。
于是他又想到奥林匹克，这时候，他已经在为自己能在昏昏沉沉的飞机之旅中想到这么多东西而感到惊讶了，他最终还是想到了这个四年一度的赛事。
这个比赛，这个梦想。这个也许有一天他真的愿意为之而死的梦想。他不知道那时候，他到底会是谢尔盖·别洛夫，还是那个他曾经不敢想象的梦想本身。但无论是前者和后者，那都令人期待。
他的动力是什么呢？有人在你的终点等你吗？
没有人，谢尔盖想，那时候也会是他自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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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突然加剧了。
这把快要再次入睡的谢尔盖又一次惊醒。好像在岸上喘息的人又被掐住脖子按进了水里。
他下意识地想要坐到地上去，但也很快意识到这在飞机上不可行。这里狭窄的座位已经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不可能有空间让他靠着墙坐下来。
他有一套自己的对付伤痛的办法，虽然终极含义还是“忍耐”。首先他会坐下来，努力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至少抱住自己的膝盖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球。这招很灵验，当你变得“小”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你的疼痛也会变“小”。接着他会去揉捏自己疼痛的部位，这会带来另一层疼痛，以痛抵痛，这奇怪的逻辑意外奏效。再接着就需要忍耐了，用颤抖来分散一些注意力。
好像还缺了什么，谢尔盖握着自己的膝盖想。他把他的两条腿努力抬起来，卡在前面的座位上，但还是太拥挤了，所以他挣扎了一下。没有控制好力度的挣扎让他整个座位都晃了晃，而晃动把在他一旁的保拉斯卡斯弄醒了。
保拉斯卡斯其实还闭着眼睛，但他下意识地把自己身上的毯子铺到谢尔盖身上去。
他还是闭着眼睛，迷迷糊糊的，好像一半在现实中，一半还在梦里，他问谢尔盖：“你冷了吗？”
我不冷，谢尔盖在心里回答。他把那条半挂在自己身上的毯子连同保拉斯卡斯垂在他身上的手一起物归原主。
“拿着吧，你在发抖。”保拉斯卡斯这会睁开眼睛了，他试图用毯子重新包裹住谢尔盖，这时候他看见谢尔盖抬起来的膝盖，意识到谢尔盖并不是因为冷而发抖。
他又立刻去摸谢尔盖的膝盖，只摸到谢尔盖自己覆在膝盖上的手。
“别叫队医。不是很痛。”谢尔盖想起来了，最后一步，在那之前经常发生的，与他忍受疼痛的过程相关的，是保拉斯卡斯会在他的身边。他才想到，并不是每一次伤痛都是一个人忍下来的。
“你把这叫做不是很痛？”保拉斯卡斯开口说。他大概是想喊出来的，但是因为刚睡醒的缘故，他的嗓子没能听从他的指挥，所以这句话有好几个音是破掉的，音调也时高时低。
谢尔盖捏住了保拉斯卡斯的手腕，示意他真的得要小声点。保拉斯卡斯这才泄气地点头。
“至少这架飞机可以提供一些冰块吧。”
“我很好。”谢尔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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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觉得他们问了太多的“你痛不痛？”，其实他人也只是想要施以关心和爱护，以为关心和爱护能减轻疼痛。那些来自他人的立场的问题和要求围绕着他们，却对他们没什么意义。
保拉斯卡斯好像没问过这个问题，谢尔盖回想，但保拉斯卡斯总会在他的身边。当谢尔盖感觉好点了，他就跟他说说话，如果谢尔盖不想说话，保拉斯卡斯就安静地坐在他身边，一口一口喝完一瓶水。
毫无疑问，他得撑下去，他不能就此中途放弃。
倒不是说谢尔盖对这些话感到厌烦，他并不，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喜欢或者不耐烦，但他确实认为这并无必要。
与“你痛不痛？”类似的一句话是“已经够了”，这更多来自家人和朋友。但对谢尔盖·别洛夫来说，他不认为这已经足够。在篮球场上的所有经验，他与生俱来的一些天赋以及他为此付出的无数辛苦努力，都是推他向前的燃料，他看不见终点，但觉得终点还很远。
人活在世上总得承担写什么，责任也好，痛苦也好。
“你想喝水吗？”保拉斯卡斯努力找一个问题好确认谢尔盖的情况，在对方快速摇头之后他又稍微放心了一点。
保拉斯卡斯这时候乖巧又笨拙，像一头闯入农户家的棕熊。
他低头把手腕上歪了的表盘扶正，他们还有大约三小时会落地。然后他们会有短暂的一天休息时间，大家会到各自熟悉的地方去度过难得的休息日，有人有一大堆从国外带回来的物品要寄出去，有人要回酒吧喝“不掺水的”东西，还有人要奔赴民政局。队里的人都不说，但其实对萨沙的事情都知道，断断续续的玩笑之间拼凑出来的信息已经让故事足够完整。萨沙曾说他对他的女主角一见钟情，就在球场上。
保拉斯卡斯才不相信一见钟情这种事情。去美国前，队员们聚在一起讨论八卦结束后都回了宿舍，只剩下谢尔盖和他还在磨磨蹭蹭穿衣服的时候，他还曾经跟谢尔盖调侃说：“我才不信一见钟情，我们又不是法国人。在立陶宛，至少我认为，感情都是靠日常相处慢慢培养起来的。”
谢尔盖笑了笑，拿起椅子上的背包。
“你不这么觉得吗？”保拉斯卡斯坚持问，“难道我会因为你外貌的优秀，立刻就和你成为恋人吗？”
谢尔盖没回头，“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嘿！”保拉斯卡斯拎上包，快速地关上更衣室的灯，跑出去追上谢尔盖，“太敷衍了！”
谢尔盖有时候是挺敷衍人的，不过那就是谢尔盖。有人喜欢用挥手作为打招呼的方式，而谢尔盖喜欢用点头，或者更简单的眼神。
就好像现在，他只是摇头来告诉保拉斯卡斯他不需要水。
以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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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任抱着手臂睡在过道对面的靠窗位置，谢尔盖偏过头的时候能看见他皱着眉。
谢尔盖不禁去想，他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回到苏联的呢。他从队医口中知道了萨沙治病的事情。他也知道教练儿子的事情。好像一个人原本为了一个好的未来，开出许许多多条路来，又眼见着这些路一条条被告知走不通而堵死。
保拉斯卡斯用肩膀推了推出神的他。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谢尔盖这样回答。他决定不把教练的事情在这时候告诉别人。
他在想加兰任。保拉斯卡斯想要去到立陶宛，那么加兰任想要去到哪里呢？他是把苏联国家队，还是他的儿子放在前面？在那之前，谢尔盖似乎是那个应该知道自己目的地的人，但谢尔盖实际上并不明晰。
他想去奥运会，去拿一块金牌。但是没有人敢想，所以谢尔盖不说。然后加兰任出现了。
“奥运会不远了，不是吗？”保拉斯卡斯说。
“是的，不远了。”谢尔盖再次点头。
他知道保拉斯卡斯的内心还在做挣扎，逃离和追寻本质是一样的。在最初的几步，一切似乎都很好走，但到一切都准备好，只差一个最后的决定的时候，那才是最难走的时候。
也许他们能够成功呢？他们打败了美国大学队，打破了“美国”的字眼，是不是将有可能再次打破一个？
如果这一切的死局并不是死局呢？谢尔盖这样想，但他很快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因为那未免也太过奢侈。他将在苏联国家篮球队做所有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将做“10”号球员。他偶尔想念他曾待过的俱乐部，想念作为一个新人时没完没了的打扫工作，渐渐他的肩膀重了起来，他背上沉重的石头，来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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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看上去很轻松，并不是因为他所承担的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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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在队伍中的作用太明显了。
这支队伍看上去也许不那么靠谱，但是他们依旧是各个城市俱乐部最好的篮球手，并不是说找祖拉布签名的人就比找萨沙的人少。但是——谢尔盖依旧是那个最突出的。
戈麦尔斯基在最早的时候，曾经和他说，也许他可以试着不去做那个中心。
他希望他更多地融入整个队伍，与整个队伍配合起来。
谢尔盖想要反驳：“那我要怎么拿分？”
但他知道戈麦尔斯基一定会说：“是我们，我们要一起拿分。”
戈麦尔斯基没有错，加兰任也没有错，这两个人只是非常不一样。
加兰任对他们潜力的激发是前所未有的。仅仅是到今天，仅仅是在美国的回程路上，他们就能感觉到。他像是在后面盯着的一只老练的狼，带着死亡的决心，依旧有心里的天平。他逼着这群高个子羚羊每一个都冲到最前面去。谢尔盖深吸了一口气。
也许他们的未来确实还长得很。
还有时间，谢尔盖想，还有时间。
保拉斯卡斯有时间，他也有时间。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加兰任还让我做队长？”保拉斯卡斯忽然小声问。
“你问这个问题多少次了，”谢尔盖看了他一眼，“这就是你的位置，莫迪。”
保拉斯卡斯在意这个，在意自己的位置，在意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在意自己在苏联的位置。
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背负着一些东西，但一定要继续前进。
走哪一条路都是选择，只有肩膀上的东西是不变的。
保拉斯卡斯半天没回答，所以谢尔盖又重复了一遍：“这就是你的位置。”
谢尔盖转头发现保拉斯卡斯闭上了眼睛，像是已经睡着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第一句话，或者第二句话。但一切都等下飞机再说吧，谢尔盖想，然后他把那条毯子还给保拉斯卡斯。
保拉斯卡斯闭着眼睛反应却很快，他伸手再一次把毯子推还给了谢尔盖。
噢，所以他没睡着，谢尔盖收下了毯子。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