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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叫林杜衡。
从我有记忆开始起，生命里最重要的几位大人除了收养我和哥哥的二老，就是张嘉元同周柯宇两个叔叔。
1950年的冬天，哥哥还在芝加哥的冰天雪地里抱着尚在襁褓之中的我一同做那被抛弃的流浪儿。就在将被冻死之际，是父亲把我们领回了家。
家在芝加哥大学旁的公寓区，二老同周张两位叔叔租住在一幢公寓楼里。我们住在一号，叔叔们就在二号。所以，我们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哥哥说，我是被张嘉元救活的。他学医，把临床实习时多出来的消炎药磨成粉，混进爸爸从超市买来的新鲜牛奶里，喂给我喝。
父亲笑说，他将我捡回来并留下的很大原因就是我的求生欲旺盛。父亲本只打算给哥哥一些美元，谁知低头瞧我的时候，我虽然高烧却紧紧拉住了父亲的衣袖。于是，我就这样因着父亲的心软、爸爸对父亲的言听计从，以及张嘉元的刀子嘴豆腐心活了下来。
后来有一天，芝加哥少有的阳光从厚厚云层里跑了出来，温暖的很。父亲、爸爸和周柯宇把我抱到阳台上，一边聊天，一边仔细端详。父亲突然发现我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片隐绰的青灰，以为是早晨没把脸洗干净，便让爸爸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块湿毛巾，给我擦洗。可那片青灰，怎么也擦不掉。
周柯宇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子，举着一把白色的小刷子出来，对父亲说：“可能是毛巾太软了，我拿刷子试试。”
爸爸用两只手，将我的头固定住。周柯宇就用小毛刷在我的太阳穴那儿蹭来蹭去。结果，痕迹依旧，反倒红了一大块。
张嘉元从学校回了家，见他们这般，气得啪一声打在周柯宇的手背上，说：“这是块记！”
两个月过后，青灰色更加淡了。爸爸和张嘉元还对它做过讨论。
爸爸说：“女孩子怎么长了块偏偏在脸上的记，以后长大了不会是个丑八怪吧。不如长在屁股上。”
张嘉元瞪着眼，骂他：“刘彰你他妈乱说什么！记在脸上有什么不好！还不容易搞丢呢。丢了也好认！”
父亲在一旁笑了，顺嘴搭了句，“咱们家囡囡哪里是丑八怪，明明是小精灵。”
几年后，我长大了、记事了，张嘉元见到我，也总还要扶着我脑袋仔细检查一番，看到了那块隐隐约约的胎记，才假装松了口气，放心地说，
“不会错了。是咱们囡囡！”
2.
1951年，四位大人陆续回了国。
起初，周柯宇和张嘉元住在离燕园挺远但离张嘉元任职的医院近的一处平房。是父亲给张嘉元打了通电话，叫张嘉元赶紧搬来继续做邻居。
我家的房子在燕园不远那座山的半山腰。虽然并不是什么高山陡坡，但每天上下还是要走几百个石阶——张嘉元本来有些担心滇缅战争里受过伤的周柯宇，害怕对旧伤不好。可周柯宇却笑说：“这有什么要紧的，就当锻炼身体了。”
于是他们俩为了邻居，不惜爬山，立即搬了过来。
住在半山腰也有好处，就是环境优美漂亮。
张嘉元和周柯宇搬来的那天，爸爸托人买了株桂花树，他们四个一起栽在了两家没有隔栏的院子正中间。风水应是不错，每年的秋季，满院都是沁人心脾的香气。
家里大人们的朋友也都爱来做客。
爸爸的朋友沙一汀有要事相商，会跨过三百台阶到我家。那时他们说到高兴的事，会一起哈哈大笑，遇到麻烦，他会紧锁浓眉。负责戏剧的刘宇也曾登门，态度谦和而礼貌。他们颇为敬重的好兄长伯远也时常来，一起聊聊过去的事，他很喜欢我，每次来都带水果糖。于贞，贞姨则是常客，也是食客。她总带着姜云升来蹭饭，米再糙，菜再次，她都不计较，有酒即可。如无，她便气鼓鼓，还要念叨一句：“小王八蛋。”
“贞姐你骂谁呢？”爸爸问。
姜云升便笑着道：“听不出吗？骂你呢。”
对了，听爸爸说，姜云升和沙一汀都喜欢贞姨。可他们从没说破过，明白于贞有自己的天地和追求，就不如做好友，各自为各自的理想而飞奔。
只是不知，他们有没有后悔过。
饭菜一贯是爸爸做的，父亲倒是想帮忙可他的手艺实在让人难以招架。爸爸就被迫担上了大厨的名头。每一做好，他就同父亲说：“快去把柯宇和元儿叫来。”
安生日子是那些年岁里支撑人活下去的宝贝。再后来，父亲和爸爸开始被大肆批斗，捋了职，生活逐渐穷起来。
他俩常清早被拉出去做劳动，也顾不上哥哥和我。
饿呀。
哥哥就想办法，带着我在山上找吃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小块儿红薯地，俩人就用手挖，带回家想着爸爸和父亲回来拿炉子烤着吃。挖完后，我跑出家门，眼巴巴望着，一直到夕阳西沉，泪汪汪地站在石阶上等。
天都快黑时，面带倦色的他们才终于出现。我立刻举着还沾着泥巴的、黑乎乎的手，跑了过去，一头栽进父亲的怀里。眼泪流个不停。
可能我是在长身体，况且婴儿时期挨过饿，差点死了。所以，我一天到晚，总饿，想把嘴巴塞满。跑到厨房去翻，什么也没有。
到了秋天，桂花开了，我甚至还把桂花摇了满地捡起来吃。
有一天，大人们都被拉出去了，我在自家找不着吃的，就偷偷溜到隔壁张嘉元家的厨房。掀开铁锅的盖子一瞧，竟然还有没喝完的粥。我对着又冷又稀的粥流口水。
悄悄搬了个厨房里的小木板凳，爬上灶台，用爸爸喝水的瓷缸子的盖儿在锅里舀，急急忙忙倒进嘴里——好香好香的米味儿啊！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又舀，再舀，反复地舀，且越舀越熟练。结果，就这样见了底。
晚上，父亲回来了，一贯笑眯眯的他沉了脸，叫我到客厅去。张嘉元也在。爸爸坐在沙发上，同样没有笑容，手里还拿着瓷缸盖。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把盖子洗干净，顿时低下了头。
爸爸冷着声音问我：“囡囡，你做了什么？”
我嗫嗫。
“你是不是偷吃了。”父亲语气硬得像冰块。
我点了点头，眼泪就流了出来。
父亲冷着脸再问：“你知不知道偷是犯法的？”
“对不起，我饿了。”只说了六个字，我就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张嘉元突然伸手，将我紧紧搂在怀里，亲昵又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脑袋。
“好了！林墨你说这么大声干嘛，还不是你和刘彰没照顾好她，孩子有什么错！”我闻到他的衣服上有一种淡淡的烟味。
父亲抿了抿嘴，没有再说话。
其实仔细想，运动正式开始前，我还曾默默感激过反右呢。父亲和爸爸都忙着做事，满心要为中国做些什么。
那时，中央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爸爸为新中国的桥梁大坝的建设常不能回家，父亲也是带着一帮北大的学生因新闻业的改革而奔波。二老公务繁忙，我有些不习惯。但自从被莫名其妙打成右派后，反而多了与我和哥哥的相处时间。
别说是吃饭，就是午茶，父亲也要等我放学回来。
“囡囡，快来吃粉糕，刘彰在棉花胡同口买来的。我可是在等你呢！”
那时，我还年幼，以为右派是个好名头，不然父亲和爸爸怎得都闲在家。结果没几天我发现自己也应着二老被排挤了。
入团申请书作废了，政治老师在全班面前说我家长思想有问题。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还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他们纠集起来，总在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中，拉帮结伙。这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闲聊天，只有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
有次，我哭着回了家，被张嘉元撞见了。他问我怎么了，我委屈诉苦。他先是没说话，带着我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打开收音机，陪我听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逃课吧！”他突然亮了眼睛怂恿我做些典型右派行为。
我也来了精神，“好！”
那天之后，每次我逃课回来，张嘉元总是帮我打掩护。
有次，他还拉上了陪斗回来的周柯宇带着我要去北平最热闹的街上的东来顺，偷嘴，吃羊肉火锅。
我们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周柯宇不知再想些什么，一时目不斜视、大步疾行，把我同张嘉元扔在身后。
张嘉元生气了，踹了他一脚。我忍不住偷笑。
就想起父亲和爸爸。
那天，我们四个一起逛书肆，爸爸带着哥哥把我和父亲甩出半里地远，像撒了欢的狗，头都不回。父亲拎着我只顾赶，生怕走散。
回到家里，父亲倒也没发大脾气。只把爸爸的被子从卧室扔了出来。笑眯眯说以后绝不再同他出门。
我便亲眼目睹，爸爸满脸陪笑的谄媚样子。父亲走到哪他跟到哪，回卧室，他跟到卧室，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父亲笑骂了句“刘彰你是跟屁虫嘛！”
3.
哥哥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现在是国家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的负责人。
我呢，自家中平反后，受父亲鼓励去了芝加哥大学留学，重新走过他们当年走过的那些路。
教我的教授就是当年父亲的同门师兄，他很是照顾我，还让我向父亲问安。说起父亲和爸爸的旧事，他忍不住叹口气，说了四字，“世事弄人”。
我竟也无语凝噎。
说不清到底该怪谁。怪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怪命运的吊诡？
运动正火热时，家中无人，我19岁，因着成分问题害怕被批斗，索性下乡做知青去了。
我是受过好教育的。父亲和爸爸都是读过不少书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教我识字念诗读史，他们在反右运动里虽被针对但因身边有彼此因而从苦里尝出甜。
他们教我和哥哥什么是糟粕、什么是道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教我和哥哥什么是美与丑，带着我们从生活的苦难里瞧见宇宙和世界的无垠。
但我下乡后，学会了打架、骂人，学会了阴奉阳违，学会了攻讦异己。因为不这样，就难以活下去、活得好。
我开始用拳头撕扯扭打，学会不留情面地当众骂人，跟男知青一样在茶场做活。还会偷，在放饭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多偷一勺饭。
我可能确实如父亲所说是个求生欲很强的人，因此当我要活、当我为了不挨饿，我放下了拥有文明的那个自己。
后来，父亲托人把我从乡下带了回来。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像幼时待在石阶上等他们那样，挥舞着因为务农皲裂的手，跑了过去，一头栽进父亲早已老去的怀里。
眼泪流个不停。
父亲带着我去吃“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
我忽然想起张嘉元和周柯宇来，便问了父亲。他愣了下，肩忽然沉了下去。
我没再说了。我什么也说不出。
我只专心致志地涮羊肉。执着木筷，吃了六盘。边吃边流泪。
父亲因为劳改变得比之前更加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身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
我一直觉得父亲是像一幅摸不透的抽象画。他总是独特的，特别在爸爸的眼里。
父亲有时会沉默不语，不管身旁有没有人，他可以旁若无人的神游。眼睛里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父亲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着两眼，让人觉得可爱可亲。
而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目光便像一把刀子，仿佛可以瞬间穿透胸膛剖开灵魂。
那天，我晚上做了噩梦，被惊醒。跑进父亲的房间，却发现父亲浸在夜色里，靠坐在床头并未入睡。他见我满头的汗、神情惶惶，便坐直了身，朝我招了招手。
我像个从未长大的小孩，伏在他的膝头。
“怎么了囡囡。”父亲问我。
我愣怔了半晌，才同父亲说起做知青时的事。
那几年，我被分配到茶场。知青住的并不好，隔着几米的地方就是劳改犯的住所。
我认识了一个女劳改犯，她很漂亮，生性活泼又多才多艺，会唱许多歌儿，还会讲英语。她总让我想起贞姨。
但我虽然喜欢她，却从没接近过。因为有交好的知青告诉我，她是个抗拒改造的顽固分子，因为我的成分本来就不好，叫我不要接近她。她的精神也不够正常，经常自言自语。
我想了想最终还是听了知青的话。
每到茶场采茶的季节，她疯病就发了。作为劳改犯，她的茶篓总是空的，在一片绿色的茶丛中自顾自地唱歌。于是，大家都说她消极怠工、抗拒改造。
劳改犯每天晚上都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头发，煽她耳光。我们知青经常作为观众坐在席上看。她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
那个知青坐在我旁边告诉我，她是军人出身、军大毕业的。在采茶的季节里她被强奸了，因此患了疯病。但很好笑，她被定罪为——勾引男人、淫秽的流氓罪。
我很震惊。未泯的良心可怜她，所以忍不住偷偷看她，给她塞过一小块糖。
她朝我笑，可漂亮了。
第二年的这个时候，她的病更严重了。
她不再唱歌，而是赤身裸体站在茶场里咒骂，不光是骂那个曾经强奸她的党员，也不单是骂把她送进监狱的军事法庭。她咒骂了政府。
她被同行的犯人揭发，以此争取宽大。
事情汇报上去，茶场的干事居然找到了我头上。他说我家里大人是教授，懂得多。那女人不仅用中文还用英文。便要求我拿着纸和笔，坐在她面前，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
我不能拒绝。我听了一天，记了一天。
不过5天。她被押走了。
与此同时，揭发她的那个犯人被宣布宽大处理，减刑。而她因恶毒攻击政府被判处死刑。
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
那么多人站在那里，包括我，皆是面孔僵硬如一潭死水，像无数个面目全非的恶毒伥鬼。
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至今记得她朝我笑的模样。她死了，应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
我应是有罪的。
父亲轻轻拍着我的背。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他说。
他从床头柜里翻出一包烟，抽了出来。
父亲本是不吸烟的，只有张嘉元和周柯宇抽，但现在他也开始有了他们的影子。
烟从他微微张开的嘴唇里散出，像一股白色的忧郁的雾。我忽然觉得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我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4.
父亲是个倔强的人。
他放不下国家、社会。即使被批斗被流放，也从未放弃关注。
父亲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又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
他也从不怕说真话。
有些人经历了苦难，懂得了三缄其口、祸从口出。那十年里他自顾不暇，因此沉默。
但他从不曾忘却他学新闻的初衷，做新闻人的职责。他写了很多文章，写十年里看到的不公，写政党的错误。言语锋利，像刀。
他写，“五十年来，我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现今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我党自己。”
他写，“我党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
他写，“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
他写，“一党专权，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腐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
他写，“十年运动，政治家应该是满意的。因为不再有别的意见，只剩下业务上的平庸之辈，政治上的应声虫。”
我还是有害怕的，我劝父亲不要说得这般露骨。父亲只微微弯眼笑。
后来我想，父亲应当是没有什么牵挂才这样无畏吧。爱人知己均已离开，我与哥哥也成才、有了自己的家庭。
他呢，大不了一死而已。
记得平反后，我陪着父亲整理仅有一些书籍，从我带回的木箱中发现周柯宇交给我保管的诗集——《人间雪》。
翻开来看，泛黄的扉页上，是爸爸熟悉的钢笔字迹：“献给我们四人的友情”。
封底注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49年4月。
以后的三十年间，这本书从美利坚被带回北京，从北京被我带至茶场，又由茶场寄回北京。
父亲定眼，缓缓拂过书脊，良久没有出声。最后微微笑起来，对我说：“看不到人了，好在还能看到书。”
“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
我想，父亲定是回想起他们四人一起经历的那些日子。
中秋节那天，我与哥哥在饭店置办了一桌好菜，与父亲同吃酒。
席上满是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小辈们笑语连连。父亲也很开心。
那是北京的十月，阳光灿烂，凉云掠地，树叶还郁郁，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
秋日来了。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父亲走出饭店门的时候，忽然顿了顿，指着门口的那颗桂花树与我说。
“囡囡，桂花开了。”
我心下一酸，几乎要流下泪来。
这日过后没几天，父亲走了。我和哥哥把他安置在爸爸旁边。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爸爸和父亲带我和哥哥逛书肆。
这回，是他俩手牵手在前面走，我和哥哥在他们身后跟着。
逛啊逛，走了好多路。我被一本封面漂亮的连环画吸引了，停下脚步。再抬头时，父亲和爸爸都不见了，无数人在我和哥哥面前行色匆匆的路过。
我和哥哥手牵手开始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跑，找啊找。始终找不到。
哥哥对我说，“他们不要我们俩了。”
我忽地被自己绊倒在地，忍不住崩溃大哭起来。
醒来，秋天里格外清冽的月色打在我的眼前。我怔怔地想，我终于又成了流浪儿了。
5.
前不久，我刚过了60寿，早晨起床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太阳穴的那块记又明显起来，大概是因为老了。
我对着镜子摸了摸那青灰色的痕，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忽然想起年幼。
忽然想起张嘉元见到我，总要扶着我脑袋仔细检查一番，看到了那块隐隐约约的胎记，才假装松了口气，放心地说。
“不会错了。是咱们囡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