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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和秀一做笔友，具体没想好，也许换个别的，但也想不出太多建立联系的途径，书信勉强可以。虽然很强行但是可以。信跟账单放在一起，自然讲到各自家里的事情，都不是主动提起，但感觉出对方身上有某种类似的东西，在很平常的下午很平常的来信里很平常的近况报告之后步用平常的口吻提出交换杀人。不是对话，无法立刻做出惊讶的表情，就算做了，对方也无法察言观色就此打住。所以藤堂步写下去了：我让你的父亲永远消失，帮妈妈和妹妹得到幸福，你也帮我。不用担心被发现，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一次面，跟所有人的交集都比彼此之间更多。只要把之前的信和这一封一起处理干净就好了，我们的关系也会如此消失掉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之间存在过任何联系，所以没有人会找到我们头上。他习惯于做优等生，因此这封信也是由优等生通用的严密措辞写的。秀一觉得惊讶，这封信有如一个难以解释的巧合，出现在他计划全部完备的此刻，但也正因如此，令其显得毫无必要，仅仅成为一个多余的不安因素。（或者说，櫛森秀一希望自己能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有一点信任。）由于陷入了一种过于神圣的情绪，他没能回信。就在准备完全，像一个一心要咬碎什么的人摆开架势，紧紧衔着自己的舌头的这种时候，即决心实行谋杀的前一天，父亲死了。像甲虫一样，翻开肚子死在客厅中央。警察来过，推定是自然死。姑且走了程序，死亡时间前后母亲外出，女儿在学校，儿子的秀一在画室里，中途没有离开过。证人个数很多，证言可信，这种坚实说到底只是因为他没有做。秀一有和不在场证明一样充实的动机。只是动机又算得上什么呢？你没有想过杀死过谁吗？一次都没有吗？痛恨得难以忍受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他没有杀人，想要杀的人却死掉了。除了“他是个幸运的孩子”以外，又还能说些什么呢？秀一想起那封信的事情，但由于幸运的自觉，他决心把这种失常忘掉。
欣喜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了七天后。葬礼上下了雨，秀一不停地审视着每一张来宾的脸，这种做法只是以防万一，其实就算步来了他也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照片也没有。来的宾客本身不多，其中也没有什么生面孔。对于一个死不足惜的人的死，妈妈流了过多的眼泪。不幸被机械般地处理了，这让他感到宽慰，与此同时，即使清除了最大的阻碍，幸福却仍旧没有到来。如梦方醒般，秀一把信件全部烧掉了，把灰烬收集起来，再用大拇指把灰烬碾成粉末，可以看到很清晰的指纹。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见到藤堂。没有在背后说我帮了你，现在轮到你了。藤堂步消失了。他注意到自己的用词，接着意识到他也许只是没有来过，有没有可能步根本不知道呢？怎么确认呢？能不能隐瞒那个人死掉的事情呢？假装那个人还活着？跟步说那个人喝醉了。被那个人殴打了。母亲受辱了。妹妹吓到了。他无法忍受了。这不是编造，因为那个人只要活着，这些事就还会发生。步没有理由知道他死了。一个老酒鬼的自然死亡，没有丝毫登上报纸的价值。就算登上报纸了又能怎么样呢？在千里之外的普通高中生要怎么才能知道地方报纸上比掌心还要小的一个人的死？死的面积，他想，是由一个人精神的大小决定的。而那个人比指甲盖还要渺小。然后，假装那个人生了病吧，假装是癌症，就说是肝癌吧。因为那个人会喝那么多酒，死也不奇怪。要不就是肺癌。走在路上摔了一跤，就此死掉了。说真的。人是有这么多条路可以去死的。在适当的时候说爸爸病死了吧。这样藤堂不用亲手杀死一个人。他也不用。他们会回到很平常的关系，只是谈论喜欢的音乐，文艺作品里概念性的死，这些十七岁特有的空想性的话题。他会忘记这封信，接着，不久之后，如同所有一夜情过后的男女在擦肩而过时所做的那样，连藤堂步一起忘记。只要是活过这个年纪的人都有一些最好是可以烧掉的心肺，他不会觉得多伤心。第二天，信箱里收到一个很小的包裹，写了他的名字。在裹尸布一样的信封里，秀一摸到一枚金属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