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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会梦到自己喝醉。因为在梦中我们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清醒，喝醉似乎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证据。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189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Kettner饭店的柜台要了第二瓶红酒。只是为了证明福尔摩斯活着回到伦敦不是我在做梦。
我们那天出来吃饭，名义上是为了庆祝一次结案，但事实上是为了庆祝福尔摩斯的死而复生，为了庆祝我搬回贝克街。距离这些事情的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也只是在最近我的内心才终于恢复平静，能承受得起这种场合必然要发生的一些感人肺腑的言论。要是早一些时候庆祝的话，我仍可能因情绪过激死于心脏病。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梅利。她半年前死于伤寒。那时失去她的悲痛与失去福尔摩斯的悲痛混合在一起。这两个人的形象在我的意识深处也越发重叠，甚至是在后者死而复生之后。
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昨天在公墓为梅利放上鲜花时，我忍不住微笑，仿佛她也像福尔摩斯一样失而复得了。
在Kettner饭店福尔摩斯坐在我对面，穿着最适合他的那套礼服，每一根线条都在大厅辉煌的灯光中熠熠生辉。今晚他选择成为饭局上应酬的天才，迷人而疏远。
我没有醉到无药可救，因为我还有余下这段相对完整的记忆。那天深夜福尔摩斯扶着晕乎乎的我上了马车。在狭窄的车厢里我几乎立即瘫软在他的身上，他用一只手支持住我，始终保持着戏谑的沉默。
回到贝克街，他把他最中意的长沙发让给我，自己席地而坐，脑袋枕着沙发垫，离我只有英寸之遥。
我伸手把他乱糟糟的黑发抚弄开去，露出额角上一块小小的伤疤。那是他在瑞士山地疲于奔命时留下的一个痕迹。那里肯定流过很多血，甚至可能使他失去了意识。
我们从不讨论他失踪的那三年。我明白他那时为什么假死欺骗我，他本已把自己完全出卖给了他哥哥所代表的大英政府，将永远在帝国的殖民版图上奔波，直到过劳而死。
我知道他有多讨厌政治、多讨厌帝国目中无人的扩张，所以他这是在惩罚、折磨自己。他本不打算回来了。我也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是梅利死了。之后一段时间我也接近死亡。
于是福尔摩斯回到伦敦。
我想哭泣，现在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但他永远不会告诉我，因为对他来说隐瞒远比坦白容易得多。
而对我来说则是恰恰相反。
所以那天晚上我向他坦白，我告诉他我爱过的都是女人中的女人，而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他是个例外。
表达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花了我很多时间，最后福尔摩斯愣住了，将我放在他身上的手轻轻推开。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轻声说。
“是的。”我委屈而哽咽地承认道。
他叹了口气，眉眼间突然充满同情，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你这个可怜虫。你失去的太多了，现在你试图把过去三年遗失的爱加倍偿还到我身上。其中至少有一半不属于我。”
“我不知道。或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你预见了什么不好的结局……是吗？”我问。
“我本来就不太乐观。”他无奈地耸耸肩。
我相信他的判断，他是如此明智，似乎从来没有犯错过。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一定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不幸的东西，潜意识中的不忠，不详的未来，诸如此类。而我自己却感受不到。此时此刻，我只确信自己是全心全意爱着他的，现在是，一直会是。
我们应该为现在负责，还是为未来负责？
“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福尔摩斯？难道我们就必须这样——”我啜泣道。
“你知道我不会为此做任何事的。归根结底，选择权还是在你手上。”他疲惫地回答，靠在沙发的边缘，闭上眼睛。
我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做了我的选择。于是我俯下身去吻他。他没有任何动作，仿佛我吻的是一个睡着的孩子。
接下来，奇迹一般地，在我们都接近四十岁的时候，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放荡、最纯粹的几年。我们像少女一样购买鲜花和学习花语，像拳击手一样做爱，像老友一样坐在炉火边享受威士忌和烟草。
我们学会不去担忧未来，因而无比幸福。
后来，我发现福尔摩斯预见的未来有一半是正确的。最后我们确实分开了，但是以朋友的形式。
我的第二任妻子很符合男人们的刻板印象，严厉得有点可笑，但又全心全意地为这个小家庭付出。
福尔摩斯的事业蒸蒸日上，直到他在世纪初的突然退休，开始和哲学与蜜蜂打交道。
我还是会去拜访他在苏塞克斯的农舍，有时带着小女儿去，有时带着几罐上乘的蜂蜜回来。
我开着新买的小轿车，小心翼翼地沿着那条窄窄的泥土路行驶，生怕碾到两旁的花田。但我还是看到一个戴着草帽的人冲我跑来，怒气冲冲地挥着拳头，叫嚷着“停车！停车！”
然后福尔摩斯认出了我，步子慢了下来，最后呆立在原处。
我从车上跳下来，向他走去。
过去有一段时间，岁月在他身上的作用迅速而明显，但在那之后时间似乎凝滞了。他的背还是没有再弯下去；他没有再去配过眼镜；季节性风湿还是没有严重到使他丧失行动力。
他曾称我为万千时代中唯一固定不变的一点。但事实上我很清楚，我们中究竟谁更接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