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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以前我还以为世界只有八公顷。环游世界只需要半天，你从太阳升起来开始从西极出发，可以正好到最边缘的东极、然后回家赶午饭。这是我同学说的——我家不开火，所以我只用跑一半的路程，要去东极找爸妈的食堂。你问东极和西极是什么？上课的时候我们学世界地图，老师为北边和南边的房子分别起名叫北极和南极，又给正中央那条路命名，管它叫做赤道。我们又问，既然已经有南极和北极，为什么没有东极和西极？老师答：因为地球是圆的……但这完全是胡说！既然有南北，那就一定有东西；如果乒乓球上有南极北极，那也一定能分出东极西极。更何况是世界——世界有边界，绝不是老师说的一个球。我曾经为一探究竟，半夜翻起来，沿着赤道跑了大半夜。所以我当然知道他是错的：不管往东还是往西，经过一片麦田，你就能看见很高的墙。我就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太阳升起来……光斑就是从我脚下爬出来的，沿着那面墙往上爬，爬得老高。同学问我：世界尽头是什么东西？我就自豪地回答他们：天！我亲眼看着太阳从土里爬到天上去，挂上我们的头顶，然后重新回到土里来。那天我们专逃了一节课，就为了赶着看太阳下山：我们沿着赤道追着它跑，从中间开始，一直跑到西极。它在我们脚底下汇聚成一个光点，紧接着像是打进地里的鸡蛋黄那样，钻进土里去。这就是世界尽头。太阳每天早上从这一头的土里跳起来，然后从另一头潜回去。因此我们又给最东面和最西面的房屋取名，分别叫东极和西极。我家住在东极那一头，每天早上起来，沿着赤道走上一会，就能到我爸妈的办公楼。虽然我差不多在所有地方畅行无阻，但只有那地方不能去。我爸说只有成绩很好的人在成年之后才能进去，但一来那个时候我年纪不大，二来自从升入初中，我的成绩简直称得上一落千丈，因此也就不再想这件事，只专心在楼道的阴凉里躲着，等爸妈从楼里出来，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去食堂里吃饭。我在那里吃了十八年的饭，第十二年的时候奶奶忽然换成另一个奶奶。我问我爸：奶奶呢？我爸回答我说：奶奶变成星星回到天上了。
因为这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老是抬头往天上看。但事实证明我爸总是满嘴跑些不着调的火车，因为我数过很多遍，世界上的星星总共就只有那么多。这说法感觉像是一种死亡的畸变，骗小孩的玩意儿，而我那个时候十二岁，已经能倒着背天上的星座——别误会，我不是什么神童；只是无聊而已。晚上等爸妈回家的时候我就老是蹲在那里看星星。它们是突然出现的，和太阳不一样；天黑下去之后、注意到之前，它们就会偷偷地从天上长出来。我妈后来发现这件事，就开始教我认星座。她说她和我爸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认识的。但我根本不记得她有和我爸看过星星。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目视前方，既不往天上看、也不往地上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和我爸看星星了？是因为我在这里吗？我妈就笑一下，完全地逃避话题，问我的星星数到哪里。说老实话，我那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书上总说星星是数不完的：那些天上的星星排列得如此井然有序，一动不动，好像它们天生就长在那里。一个晚上不到，你就可以数完它们。
我妈说这是因为我的数学很好。但实际上也就算数不知为何遥遥领先，等到升初中，诸如x和y一类的英文字母多起来，数学就变得好像让人头疼的英语一样让人头疼。由此又可以见到我爸的不靠谱之处，首先，我成绩不好；其次，我那时候也没有成年——十七岁的时候就不再念书了，改为进那座大楼里为人做算数。我到底还是进了那栋大楼。那时候我爸已经不见了，我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们只跟我说这些，却不愿意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医院里的所有人都像哑巴。就只有一个会说话的，让我不置于怀疑我的听觉出现问题。他说：我注意到你的算数成绩很好；你要不要来楼里工作？
世界的一大荣耀是“来楼里工作”，通常我认为楼里自有一套生殖系统，偶尔会走出一些我并不认识的陌生成人。他们占了楼里大部分的工作机会。我们这一代的学生成绩都不大好看，因此，没有谁真的想过可以进入楼里。这也没什么，大家各有打算：种田的、进工厂的，诸如此类。我对这事情没什么想法。邻近毕业，仓库叫我去做管理员……嗯，算账一类么，倒是适合我。当然，这机会出现在我眼前，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同学看我的眼神里嫉妒都快溢出来。
我帮楼里的人做算术。做到十九岁的时候在那里认识我丈夫。他也是莫名其妙从那套生殖系统里蹦出来的，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被分过去做他的助手，他问我：你从哪里来？我心想这个人好奇怪，上来就问我住在哪里。我回答说：东极。不，不……他笑起来，世界上是没有东极的！世界是有的，我说，我可以带你去看，南极、北极、东极、西极。
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把世界都跑遍了。早上我带他去看日出，紧接着骑自行车穿越整个赤道，然后慌慌张张地在最后一秒滑进楼里。很漂亮吧？我说，像鸡蛋黄一样。
所以你就是那批小孩。他说。
哪一批？
他不说话。
二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每天都没多少差别，从东极到西极，从西极到东极。偶尔加班，我就带他回家吃饭。他坐我车后座上，抬头往天上看：今天的星星很漂亮。当然了。我说，每天都很漂亮。每天？是的，每天，我说，我还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来。
他就伸手在我后背上开始画。这个？猎户座。这个呢？织女座。这个？嗯……单个的，考虑到你点在这里，我猜这是北极星。那时候我还以为我会永远和他这么过下去。但你也知道，其实就连星星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二十二岁那一年我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也许是二十三岁。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我在家里躺着，旁边是我的小孩，炉子上煮着装满水的铁壶。有一个人走进来宣布说：……世界失败了。你们需要离开这里。
我知道那年头世界变得有点糟糕，后来又来了一些人、有一些人消失，偶尔食堂的人会抱怨菜叶烂掉或者有人吃得太多、抱怨粮食储存上出了些问题。但在我的印象里，这些问题其实一直都有，不算严重，大家节约一些总是能熬过去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他要这样说。毫无征兆的，他宣布这个世界失败了——你们必须立即离开。去哪里？我是说，世界只有这么大，你说它失败了，你让我去哪里？我的世界完全失败了、垮塌了，那我还能去哪里？
丈夫带我离开……我抱着我的小孩，坐在从没见过的铁皮桶里，四周挖着被玻璃封上的小洞。司机是从前楼里负责打扫卫生的爷爷。丈夫坐在我旁边，拉着我的手。我把玻璃挪开一些，冷风灌进来……我第一次知道风可以这么刺骨。它撞上我的眼睛，然后我的眼睛开始流眼泪。丈夫伸手又把玻璃挪回原位，警告我不要在室外哭泣……眼泪会冻在我的脸蛋上。他这么说。
每走一段时间，车都会播报一串陌生的名字。只能听懂“到达”两个字。我只能不断地问丈夫：要下车吗？他死死抓着我的手，沉默地摇头。他总是在说：再等等。就这样等到最后一站。司机从驾驶位里走出来跟我们道别：别舍不得了，同志，这里已经是终点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不停地向他道歉，说等我擦干我的眼泪——如果现在出去，我的脸会被冻上的……但我的眼泪越来越多，怎么也止不住。他叹了一口气，一言不发地回到前面去抽烟。
我一直在那里哭到太阳下山。
临走前我问：还能再见到你吗？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久……不会了，他跟我说，小同志，世界实在是太大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见汽车坠崖的报道了。我站在那里，看了好几遍……我不敢相信那是我坐过的那辆铁皮桶。我还以为是我们在用不同的语言，也许我在做梦……报亭的老板伸出头来骂我说：要不要买？不买就不要看！
买也是一个很陌生的词语。我不知道……那个发音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法很好地习惯使用它。我不喜欢。从前我站在书报亭前，才不会有人对我说这种话。我只需要说：“我要一份……”我就可以得到它。不过最好看完还是还回去，因为数量有限，也许其他人也需要看。我就对他说：我马上就换给你……他大叫起来：你想什么呢？三雷亚尔一份，只要三雷亚尔！
我不知道雷亚尔是什么。也许是丈夫早上从包里拿出来的那些纸。街上的人都在往这里看。这使我感到窘迫，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我不敢再同那个报亭里的人说话了，我低下头，逃回家里去。这时候我才理解这句话……世界太大了。这个世界，不是我的那个。我需要跑上很久才能回家。风灌进我的肺里，带起一股血味来。
丈夫说“雷亚尔”是钱。钱是……类似于票劵；他的嘴唇抿起来了，飞快地舔一下，又补充说，想要什么，就需要拿相应数目的钱去换。你什么都知道！我说。你是从这里来的吗？
他回答我说：我宁愿你不要这么说。
说到雷亚尔，从世界里出来所领到的部分大概只够清汤寡水地过上一两个月。由于最开始我们没有锁门的习惯，家里遭贼，又被偷去一些。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丈夫懊悔不已。他说他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他在当地的小学找到一份教职，薪水不高，大概只能付得起奶粉钱。因此后来我又在商场里找到一份做会计的工作……算术，难不倒我。就这样勉强过下去。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们一起骑车回家里去，或者搭公车，在路上时抬头往天上看……天空黑漆漆的，找不到猎户座，也找不到北极星。丈夫把头低下去，说今晚也许会下雨。我又想：那真是雨么？或许星星就是这样落下来的。
我是从报纸上知道世界的名字的：康米主义。他们管这个叫做“一次失败的康米主义实验”。这真的失败了吗？专栏里写了好多原因，说这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违背发展规律的。我一条也看不懂。直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那是我这一生里最幸福的时光。我不明白为什么它会突然消失，但是我记住它的名字：康米主义。我说，是的，我是一个康米主义者——我和丈夫，我们还记得它的样子。所以后来瑞瓦肖打仗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消息一传过来，我们就辞掉工作、带着孩子动身前去了。我们是怀着热爱和憧憬上路的……康米主义，多美好的一个词语。我们几乎愿意付出所有代价回到那个地方去。我以为我在为未来开疆拓土。我对女儿说：……你只管等着就好！我对着她幻想过多少东西啊……打从世界里离开，我就不再对她讲童话故事了。世界就是一个童话。只有世界才是童话。我只对她讲康米主义、讲我的那个世界。她听得懂么？世界。我使用另一个词描述自己：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至今为止，我也无法流畅地使用国籍来介绍我自己……我是世界公民，我不属于任何国家。而世界是康米主义。
战争期间，我一直在那里做卡车司机。倒不是说我的车开得很好……起初完全一窍不通。只是认路而已。另一位司机带着我，叫我坐副驾，给他指路。我们永远是最快的那个，从来不会迷路。不管什么样子，只要有方位，我们就一定能去。闲时教我开车，总开不好，歪歪扭扭的，惹一众人笑话。他又说，不要急……新手嘛！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我听他这么说，心里又着急起来，一急，车就又熄火。总是这样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夜里在路上开，又总觉得这日子大约可以永远继续下去吧……星星也在，大家也都在，康米主义虽然遥远，但也不是遥不可及。运送伤员时，白天总在小树林里躲着，光从迷彩布的缝隙里刺进来，扎得人睡不好觉。就总是挤在一起聊天。聊康米主义。讲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一种很自豪的情绪……因为他们幻想过的世界，我都已经见过了。我知道那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来自那里，我的世界是最完美的世界。
但事情当然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来我们被迫从小型交战区边经过，流弹飞出来，打死了驾驶位上的司机。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我们在运粮食。一颗子弹打过来……很快的事情。人死的时候竟然是很安静的。就只能听到玻璃碎的声音。子弹没进座椅靠背里的声音。然后他的手从方向盘上摔下去，头垂下来，眉心处流下一些血。因为灼伤，血也并不会很多。我坐在他旁边。要不是玻璃上那个可怖的小孔，我几乎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或一次瞌睡。但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不再闭上。车辆开始失控。我伸手死死地抓住他的方向盘。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学会开车的——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从前那样多次都没能学会，只有那一次、从一次起，卡车好像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冲出一段路，我把他的尸体挪上副驾，自己爬到他的位置上去。子弹打出的洞在玻璃和座椅上前后夹击。它穿过这里——但我活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说实际上我还不能够去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我把那辆车开回去的时候丈夫抱着我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他求我不要继续。懦夫！我这样骂他，不管谁离开了，我们都需要把这件事继续下去！我们需要回去……我要回去，你不记得了么？他怎么回答的呢……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后退了两布看我，嘴唇上下蠕动……我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最后三个字是对不起。
后来那辆车就一直是我在开了，回到瑞瓦肖，他一定回来接我。他说就只有在那个地方的会感到安心。那个时候我运武器、粮食、伤员，我什么都运、哪里都敢去。白天太危险了，所以大部分时候都在夜里行驶。我就靠着天上的星星辨认方向。如果那天晚上有雨，那最好不过，意味着没有飞机会起飞，炮弹的准头很差……我在想也许这是星星保佑，扑下来救所有人。如果晴空万里，或者听见飞机的声音，就要立即把车靠到树林旁边去蒙上迷彩。上天保佑，竟然没有一发炮弹击中过我的货车。
但有一天他不在那里。他消失在那个地方。一颗炮弹……我当时正要进入瑞瓦肖。我远远地看见他、朝他鸣笛。地平线尽头处那个属于他的小小的黑点兴高采烈地向我招了招手。然后炮弹落下来。电台里有人通知我道路被毁，叫我换一条路……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多希望那不是他，而是其他的什么人。有一瞬间我确实这样阴暗地这样想象。只要不是他，是谁都好。只要不是他。真可耻……真希望是我对其他人说“很抱歉”而不是反过来。作为这样可耻的想法的代价，他就这样消失了。不管在哪里我都没能找到他。食堂里没有，部队里没有，指挥部里也没有。第二次再走上那条路的时候，它已经变得崭新而且干净。没有炮击。没有尸体。我的丈夫从那里消失了。
我仍然在跑车。我对他说过——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谁死了，哪怕是我，也不要停下来。这句话对我来讲好像变成一种诅咒。他消失之后，孩子被交给福利院托管。我不再像之前一样有空管她。实际上我也不敢见她。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爸爸去哪里了”的问题、也害怕我只要看她一眼就会立即举手投降，带着她背叛我的康米主义。我憎恨这份软弱，我想它会害死我、害死她、害死我的康米主义。因此我没出息地把她丢给福利院。让他们去解决这些无休止的问题吧……就像在世界里一样。小孩子是放在一起养的。
我就这样开车……一直开到现在。到地方，卸货，然后开出去。或者在外面跑。我们大概是获胜过的，但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还在路上。我的车里装满枪支和弹药。我的电台一直卡在我们的频道上，哪怕大多数时候我听不见它们。只有靠近瑞瓦肖，才可以听见电台特有的“沙沙“的声音。杂波。它通常意味着我回家了。这声音让我感到安心。这样的，沙沙……其他时候走在路上，也不会关闭它或者调到其他的频道。偶尔会有相同频道的语音飘过来……好像我的同志在呓语。他们会说：谁在那里？我说：早上好。早上好！他们会这样回复我。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曾经听到过一个女士的声音。她哭着问我：你看见我的丈夫了吗？你为什么不见了……你去了哪里？她的话杂乱无序，我难以透过那些电波弄明白她在说什么。我只能安慰她：女士，也许他只是出去了……但她仍然在哭。她像一台坏掉的机器那样，反复地、混乱地播放那种被录制下来的声音。她并不回答我。在路上偶尔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是电波幽灵。另一个司机告诉我这是塞壬。塞壬，你知道吗？那种会用歌声引诱你的……他说这是陆地上会有的那一种塞壬，说，她会播放你最想听见的东西。我说我不想听见女人的哭嚎。事实上，我说，我正是为了不要再听见这些，才会开始跑车……女士！他说，也许它只是在唱你的心。
我不知道那电台是否是真的。走在路上，听见“沙沙”的声音。紧接着我熟悉的声音响起来，对我讲：同志，我们胜利了！康米主义实现了！
我以为这是幻听。是塞壬。是天上的星星在对我讲话。我把对讲机摘下来，又问一遍：什么？……康米主义实现了！他大喊着，我们胜利了！
我的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哭过，从世界里离开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流过眼泪。就只有这一次。我的眼泪唐突地从眼眶里掉下来……我要回家了。我想。管他是不是塞壬的呼喊。我要回家了。我把车停下来，停在路边，伸手去抹我的眼泪。但是我根本没法停下来。它一直在往外涌。越来越多。我真怀疑它会把我的驾驶室给淹没掉，淹到我的头顶，把我淹死在里面。我就只能赶紧把窗子摇下来……风吹过来，眼泪冻在我的脸上。
我开着车回去。那是我开得最快的一次、是这条路最长的一次。我想我要回家了。这一条路变得如此陌生，天从来没有这样晴朗过……一切好像都在欢迎我的世界的重生。我高兴得要命。电台里“沙沙”着传出一些欢呼声。我走的那条路上没有车，该死的资本主义从瑞瓦肖撤出去了！邻近那一条路上全堵着灰头土脸的敌人。我把车窗摇下来。瑞瓦肖的海风带着它的气息扑到我脸上……我爱死这座跨洋大桥。笔直的一条，你甚至能在栏杆上和路灯上看见白色的海鸥。我第一次见它，还以为它是我们的鸽子……我多高兴啊。我一路奔回去，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想回去拥抱我的女儿。我们回去了！我这样想，我终于在她来得及长成一个青少年前，带她回到那个美好的世界里去了。车都还没来得及熄火，我就冲进福利院里亲吻她。我亲吻每个孩子。亲吻福利院的老师。康米主义胜利了！……对我们来说，我们终于回家了……
瑞瓦肖的世界比从前那一个要更好。我仍然没有离开卡车司机的岗位——能开大型货车的人不多，认路的更少。而我？我哪里都可以去。我愿意做这个……我为瑞瓦肖运送货物，吃的、穿的、电器……还有一些想要进入瑞瓦肖的人。我什么都运。瑞瓦肖来者不拒。这工作使瑞瓦肖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各司其职，小家伙们都茁壮成长。我为女儿领到一条好看的红裙子。它还是我运回来的呢。为了叫她穿一条红裙子，我给全瑞瓦肖的女孩都带了一条红裙子。全班的女孩儿都有份。毕业晚会时她穿着那条红裙子请我跳舞……小家伙在我手心里旋转，好像一朵马上就要绽开的玫瑰花。她问我：妈妈，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走？
后天吧，怎么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一个月？也许那个时候你就要开学了。
这个月毕业了，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不。我拒绝了她。路上不有趣——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明白，我不希望她成为班里最特殊的那一个。没有孩子应该是特殊的。我真怕这个——怕她成为该死的资本主义分子，怕她像是那群人一样被该死的资本主义迷了心智。
她看起来很失望。
临走前我带她去照相馆照相。穿的仍然是那条红裙子。她漂亮得像个瓷娃娃！比我那时候要漂亮好多。摄影师摸她的脑袋，称赞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小女孩……不是的，同志！我对他说，请不要使用“最”，大家都一样美好！
那照片被我收起来，就夹在卡车上的遮阳板上。我对她说：这也算是你和我一起。女儿只是笑笑。我觉得后来看见她的时候，她就总是这样笑了，好像很勉强地提一下嘴角，努力地装成从前那个爱笑的女孩，但看起来并不快乐。为什么呢……是我的错吗？我不在她的身边，不知道什么把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后来发现她在本子里写康米主义，刻了很多刀。她恶狠狠地写道：该死的康米主义！
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件事报告给她的老师，希望那个人能够帮助我解决问题。我们总是这样的，各司其职……教育小孩的事情，就应该教给相应的人来做。老师后来跟我说她从那里跑掉了。我到处找她。一路找过去，只要开口问，大家都会同我说在哪里看见过她。我的女儿，她老有一些永恒不变的习惯，关于藏在哪里、又会在哪里藏东西。我把她从她的小树洞里拉起来的时候她剧烈地反抗我：我不要回去！妈妈，你带我走，好不好？
我怎么会同意呢？这一路上那么苦，我还是希望她做一个平凡的、幸福的、和大家一样的小孩。我绝不要在她身上“搞特殊”。我问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她不说话。她只是盯着我看。我猜她说不出什么所以然：这明明是最幸福最完美的世界了，她究竟还有什么不满意？也许就只是青春期。我们那时候为什么就没有这种东西呢……我真怕我上了头扇她的巴掌。
我把她带回去，交给她的老师。她剧烈地挣扎起来。那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在她老师的怀里，愤怒地向我吐口水。她喊到：“你这该死的法西斯！”
这个词像闷棍一样敲在我的脑袋上，敲得我的脑子嗡嗡作响。法西斯？她在叫什么人？我吗？她叫我法西斯？我这一辈只是为了让她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我用了一辈子来维护我的康米主义……她管这个、管我叫做法西斯？
我永远没法忘记她看我的最后一眼……她恨我。那么惊恐、但是那么恨我。我不明白为什么。哪怕在最疯狂的战火里，我也没有这样恨过我的敌人。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
老师的面色变了一下，把她拉进去了，又跟我道歉……我晕头转向，完全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什么。我大概看起来很愤怒。因为老师也扯着我。陆续出来更多的人，对我说“算了”……“只是青春期”，这样的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不受控制地从我的喉咙里冲出来：“小王八蛋！”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之后，我连对见她都感到一些恐惧。我也不知道怎样对待她，这种事情就全交给她的老师。我告诉他们她的秘密基地……她每次逃跑，大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她在逃跑，我也在逃跑。我害怕面对她，害怕听见那三个字，也害怕我不受控制地和她扭打起来。因此我总是在路上。每次蜻蜓点水地回来，隔着栏杆看她，她都长大一点，使我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把她从那群孩子里辨认出来。每次她都变得不一样一点。她不再爱笑了，不再黏着我。她渐渐消失了。从学校里和家里都消失了。我找不到她。就算在秘密基地也找不到她。她变成一个陌生的、普通的青少年。没有秘密基地。那时候我就时常把她小时候的照片给摸出来看。那样小、那样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我的女儿。她不愿意见我，而我几乎已经认不出她来。我认识这世界上所有的路、认识所有的星星，但是已经完全认不出她。所有的青少年好像都一模一样。我根本没办法认出他们。老师也是。老师说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我在街上拉住那些女孩儿，先是叫她们的名字……她们转过来，说我认错人了。我又给她们看那张照片，问她们是否见过我的女儿。抱歉，她们都这样跟我说，她太普通了，我们没人认得出来。
我就是这样进入灰域的：为了找我的女儿。同志对我说，这里是应许之地。是世界。是所有丢失物品的尽头。我曾经无数次进入这里……无线电波，我想你已经知道了。那些无线电波从灰域里冒出来，钻进我的电台里去。它是呓语。是司机之间盛传的塞壬。他们说在路上跑车，偶尔能见到那种凭空消失的车辆；这就是被塞壬吞下去。但它大幅度地缩短了距离。他说，你没有发现每一次你都跑得很快吗？一个月的路程，你三个星期就可以走完。它喜欢你。你应该去里面找一找你的女儿——我就此开始在灰域里行车。
我什么地方都去、什么东西都运。对我来讲，只要世界在那个地方存在着就好了；只要我知道我正在让它变得更好就好了。女儿路过我很多遍，红裙子的、小西装的、运动服的；小婴儿还在地上爬行的时候，哭着要奶吃的时候，被玩具逗得咯咯笑的时候；然后她开始走路，跑步，身体像抽条一样长开了……她真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女孩。我路过她们好多次，每一次都在想，更大一点会怎样？如果她更大一点、到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还大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但我最多只能看到她的青少年。我想也许这个时候她就只长到这么大……在这里面，我分不清外面的时间过去多久。跑得越远，越没法分辨时间和空间，连后视镜里自己的脸也变成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我就只能把她的照片翻出来看。要不是那张照片，连她的脸也只有模糊的一团黑雾。青少年，看不清脸，穿黑色风衣，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已经完全看不出那个红裙子的小女孩的模样。但我知道那就是她。我就是知道。我朝她喊道：……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所有青少年都会回头的，骂我也好、说我找错人也罢。只有她。她从来不会回过头来、也从来不会发声应我。她就只是往前跑去……在许多青少年之间，在大桥之间，在彩色的浓雾之间奔跑……永无止境地、不知疲倦地跑下去。我追着她跑。跑过她的婴儿期、幼儿期、青少年期……我跑过许许多多的她。然后他们忽然停下来，吵闹着拥着我……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又看不见她了……有同志来敲我的窗子。我认识他，他在警卫队那里工作。把头低下去，摇上车窗，他这样说，不要问、不要听、不要看。
我把门关死了，头埋进方向盘里……紧接着有人开始敲门。“砰”“砰”这样的声音。我的同志不会骗我。但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把头抬起来了？我觉得我必须抬起来……我偷偷抬起头来，看见我女儿从我的窗边一闪而过。她就这样回头看我一眼，然后立即就消失不见了。那是我的女儿吗？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好像整座桥上全是我的女儿。砰砰砰的声音。他们拍我车门的声音好像在开枪一样……红色的油漆泼过来，洒在我的车窗上。我从那些红艳艳的缝隙里往外看……我的女儿们，她们手拉着手，像鸟一样飞下去……头也不回地一起飞进大海里去。仍然有人在拍门。砰砰、砰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是枪声……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过枪声了，世界里不会有，灰域里也不会有才对……水声没有那么明显，就只有砰砰、砰砰、砰砰……
然后有人敲门，叫我把车子开走。
我没敢停下来。我在那条桥上飞驰，老以为后面有什么紧紧地追我。那条桥……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条桥这么漫长，好像我永远也没法回到我的世界里。十几公里的桥，我的车开到没有油。然后我不得不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我的车上涂满了红色的油漆。红色的血。同志在桥的另一头迎接我。
欢迎回来！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又一次捍卫住了我们的康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