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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梦到那天，我站在高台上，四面八方的欢呼声中向所有人宣布奈费勒是我的维齐尔那天。后来的年月这欢呼声屡见不鲜，而那天，新苏丹的加冕仪式结束后，寂静昏暗的宫殿里，还剩一道仍停留在此的单薄人影。
我喊那道笔直伫立在月光下的影子，他抬头，一如既往的苍白面容。以后回忆起来我时常感到好笑，幼稚迷茫驱使刚坐上王位的我开口，并问他，奈费勒，后来的人们提起我们，会说什么呢？
叮叮当当的声音安静一瞬，他正在褪下快要垂到地上的金色绶带的手一顿，却不回答，默默脱掉那件镶满宝石和金丝的礼服，重新披上平日那件金丝黑色外袍。
他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喋喋不休的，讨人厌的，苍白牛虻。
我帮他拿起厚重的礼服，相伴在夜风中走出殿外，他默默的活动着肩膀，卸下重担般长出一口气。我们穿行在影影绰绰的回廊下。晦暗不明的光影间，他说阿尔图，我想你也该明白，仅仅换掉一位残暴的苏丹不会让这个国家马上变得歌舞升平。我也不敢自大的说，我们一定会给予这个国家更好的未来。我们就像此前有过此后还会有的无数新朝建立者一样，会走错路，经历失败，被颠覆，被推翻，甚至失去所有最后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朝代能持续多久，也许在我们身死后它依然几十几百年的长盛不衰，也许明天一早我们就会被反对者钉在绞刑架上。”
历朝历代都有过的，无聊庸俗的故事。
他转头看着我，微笑：“但，即便如此，不论结局如何，不论后世的人在史书中如何描述，千百年后这一切又该被如何盖棺定论，此时我唯一能知道的是，我从不后悔与你站在一起。在我倒下之前，我会一直看着你，支持你，劝谏你，纠正你，而你也该这样对我。”
直到亲眼见证理想实现或覆灭的那天。
那天，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睛在月光下像黑曜石一样明亮，我除了与之对视之外别无选择。
与坚定的语气相反，那眼神称得上柔和。
没什么好担心的。
像是在这样说。
月光从乌云后面探头，照耀了无限延伸的回廊，大理石的廊柱一面在月光中熠熠生辉，一面更加藏进深不见底的黑暗。
那是新的纪年里，他许给我的第一个承诺。
我收下它，发誓永生不忘。
一、
奈费勒不是个好维齐尔。这点上我和保守派到是很能达成一致。
那天他见完教皇的使节，经过我的宫殿，正碰上御医吭哧吭哧努力把我的胳膊用缠成一个大萝卜。我想说这不利于伤口康复，你是不是那些叛军的内奸来着，企图用这种方式置我于死地。好别致的刺杀。
但是奈费勒进来了。我不想在御医走后被他按着脑袋念叨您总爱用您那可悲的常识去质疑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于是闭嘴，抱着贝姬夫人跟他说他的鹦鹉打了我的猫，猫毛飞的到处都是，我替猫打回去，它啄我，就这么回事，怪你教的不好。
他用白眼回复我，说真佩服陛下童心未泯苦中作乐的精神，一边说一边审判犯人般上下一番打量，问我不是说好都交给哲巴尔吗？怎么又掺和到处理叛军里去了。
他面上没什么表现，还是淡淡的，没忘了递给我打包回来的点心。如果不考虑他微微皱起的眉头一看就是在生气的话这场景还挺和谐，有点贫贱夫妻的意思。他挑挑下巴，示意伤口让他看看，我只好举起包的密不透风的胳膊，做鬼脸表示无能为力，把他成功逗笑之后舒了口气。
那时我们定下了两个小目标。现在再回头看这所谓的小目标，当时我们真是幼稚的紧，也狂妄的紧。
那东西被我用丑字写在纸上，这会儿那张纸在他皱着眉收拾把桌面都埋起来了的文书的当口被翻出来，正被他拿在手中：一，让所有人吃饱饭，二，让所有人可以放心在夜晚出门。他看到就笑了，可能在想怎么还写下来了，视线转向我，问：“你觉得可以做到吗？”
我说当然。但如今年过四十的我当然不会再替二十多岁的自己要面子，考虑到国内当时的情况，我并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坚信不移，只觉得气势上不能输。
他笑了笑，没多说，拿起一叠文书开始帮我处理。
奈费勒也不是无时无刻如同他现在这样绷着表情处理文书一般正经，但我是大部分时候都不太正经，而谈起这个目标又是我难得认真一回，于是为了维持这个正经——不正经循环平衡，奈费勒开始不正经了。他像被什么恶作剧之魂附身了一样突然说，如果我们真的在两年内做到了，他有些话想告诉我。
一般情况，他一不画大饼，二不卖关子，但那天显然是二般情况。我就差跪下来说求求你了先告诉我是什么吧。他狠心拒绝，显然在我的哀嚎中获得了好心情。我能肯定他当时笑了，而且笑的很坏心眼，当事人死不承认也不会改变事实。
那时我们不知道“所有人”这轻飘飘从舌尖掠过的几个字于这样一个疆域庞大的国家是多么重的分量，等知道的时候才明白我们是许下了一个多么天方夜谭般的承诺。直到今天，直到我坐在这里，有心情慢悠悠写下这段话的日子，依然不敢宣称我们达成了这两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目标。
我当然问过他，是想要和我说什么，在我们年岁渐长，青年时玩笑般的承诺早成过眼云烟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坐在一起写议会组织构架的初步构想，他递墨水给我，眼睛眨都不眨地说，只是逗逗我罢了。有时候他比我来得现实，即使是那时他在治理国家上和我一般青涩，也隐隐预知到这目标的难度，也许是要保护我那幼稚的积极性而没有多说。我不服气，说假如呢，他就笑，说假如真做到了，他会跟我一起定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要对我说的话了。
不然呢？他反问我，不然该说些什么呢？
当然那会儿，至少在我挥舞着缠成一个整坨的手跟他说话的那会儿，他让我离他远点别一拳砸死他那会儿，我们还没有想的那么多。他顺势聊起苗圃的事情，我上周说的想招来苗圃任教的那个意大利来的学生要求的报酬金额不菲，是继续谈谈还是放弃。然后又说宫里被遣散的女奴中有一位会波斯语，如果她愿意，可以让她去任教。
他聊起正事来没完没了，我就邀请他一起去参观快要修缮完成的公共浴场。那时我们关闭了欢愉之馆，旧址被推翻后，那块空出来的土地也被划入了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在新上任的市政官的规划下，建了一个规模比之前大了一倍的浴场。
我是随口一说，根本不知道浴场到底建成什么样了。但非常难得的奈费勒心动了，我看他眼睛还盯着满桌子的文书颇有点依依不舍生离死别的劲儿，马上向他天花乱坠的吹嘘一番，又保证回来一定陪他把这些难搞的折子看完，不看完不睡觉。最后他被我说服了。
那会儿我成天开会，一睁眼就见人，开不完的会和见不完的人，到后来宫里的人在我脑袋里都一个样。这上午刚过完，我们已经讨论了前任苏丹宫廷里留下的阉奴和女眷的安置方案，听了下个季度财政预算的汇报，后来他们来讨论新苗圃选址，我实在受不了了跟他们说去找奈费勒吧他不是最上心这个了吗听他的准没错比我靠谱一万倍。内务大臣说他在见外宾，比我还忙，跟个陀螺一样。我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我们没有被暴民或者旧贵族挂到火刑架上，却依然快要被皇宫闷死了。所以这会儿我一定要逮着他陪我出去转转。
那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干燥的热风吹过皮肤上渗出的细密的汗珠。我终于又能大口呼吸了，心情舒畅后再问一遍那个问过一百次的问题：奈费勒你在这么热的国家还要穿这么厚的外套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他无视我。他如今很无趣，对我的言语攻击基本免疫，只有上手扒拉他的时候才会不耐烦的给一点反应。
我们拉扯着走到中央广场，我挎着他的胳膊努力要把他的衣服扒下来，而他一边骂我一边咬牙切齿的捍卫自己的穿衣自由。
中央广场在那场起义中受到不小的波及，经过两次市政统一规划的修缮如今基本恢复如初，只有在一些石块的边角缝隙仔细找，才能找到暗红的血渍和火焰灼烧的焦痕。
和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尽管难以想象，但那会儿这里少有人闲逛，尤其是前几天才在这里处刑了一个公开宣扬反对新政的地主，大家更是对这里地方避之不及。但今天一反常态，我们还在前一个街角就听到亢奋的人群大叫着。我拉住一个满脸鼻涕直冲我们撞过来的小孩的胳膊，用奈费勒递来的手绢囫囵给他擦脸，塞了他两颗糖，问前面在干什么。那孩子不认识我们，那会儿平民里认识我们的人没有那么多，那孩子慌不择路把糖往嘴里塞，我不得不伸手卡进他牙齿间以免他把那些闪闪发光的包装纸一起吃下去。
“砍头呀，砍头，老爷。”他吐吐舌头，笑嘻嘻做了一个鬼脸，“下贱的奴隶跑去偷东西，把主人家惊醒，然后一棒子一家人全敲死了，这不，你看，杀人偿命呀，老爷。”
我和奈费勒一同穿过了汗臭，鱼腥味，腌酸菜混合的味道，挤到最前面，正好赶上人群爆发一阵激烈的呼喊，一颗头颅咕噜咕噜在滚动，停下来时瞪圆了的眼睛盯着我们。我拉他，说走吧。我觉得他不喜欢这种场面。
他按住我的手，让我等等。他脸色苍白，也许这场面给了他触动，也许只是他本来就这么白。后来的经历无数次证实，他不是一个会被血腥场面轻易吓到的人。
我打断他将要陷入反思，问他：“在想什么不着调的东西？你不会真觉得这种事是靠人可以杜绝吧？”
他摇头说不，他没有这么想过。那你在想什么？他不再继续这个话题。我们聊了苗圃的扩建，娼妓制度的废除，聊了天气，粮食，航船，聊了奈布哈尼的新女友，哈桑的诗集，聊了鲁梅拉和她管理的皇家图书馆，后来，他讲他的鹦鹉。那个绿毛的，饶舌的可怜小东西，因为天气炎热总是不肯好好吃饭。
他说这话时眉宇间有些忧虑，而那阵子我们还在为另一件更大的事情烦心，那就是如何处置塞尔维亚那场好不容易被镇压下来的谋反里面的涉事人员。这话题吵不完。我和臣子吵，奈费勒和臣子吵，臣子和臣子吵，我和奈费勒吵，永不停歇的吵架大四角，达成了预料之外的平衡。
但那天我们都没再提这个话题。我本来想说，话到嘴边想起前天他难得有心情来御花园找我喝茶，送了我一套蓝色花纹的，不知道是从贪污贵族那里收缴的还是别人拿来巴结他的名贵瓷器。喝几口茶的功夫话题又拐去了塞尔维亚，忘了是哪句话不对，反正又吵了一架。我发脾气让他这几天都别来见我，他冷笑着说不知道是谁一被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就跑到他面前跟他吐苦水。如今也得承认，我当了苏丹之后，尤其是刚当苏丹那一两年，脾气确实大不如前，后来被人和事磋磨的多了也又温和下来。但不管怎样，奈费勒永远不变，不会因为一点淫威屈服，也不会因为一点恩宠自得，像坐标。
所以最后我闭嘴了。虽然事情迫在眉睫，我还是不想破坏这难得的出行，这是这半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有时间出来逛逛——不算外出处理各种事务的话。让我惊讶的是奈费勒也没提，他的理由我猜不透，我不相信他会有我这种顾虑，也许只是和太多人争论这件事让他厌烦了，我不知道。他毕竟不是机器，偶尔也需要喘口气的。
但是那天最后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新浴场到底怎么样了，因为工程的负责人去了市政官的府邸喝酒，而我们没有携带任何信物，无人认识我们，无人给我们放行。奈费勒在一旁默不作声看着我和工头争论，带着一种看好戏的促狭，还有点似有似无的“我就知道”的意思。我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不死心的提议我们可以溜进去，被他以像什么话驳回了。
我发现他有时候真的记仇，过去好几年都还借此讽刺我，说我可真是不管什么时候，大事还是小事，总能随时随地带给他惊喜。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新历五年，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们解放了半数的奴隶，普查显示平民识字率达到了从未有过的70%，我们和巴夏尔的领主签完《新土地改革法》，在返回王都的马车上，他看着飞速掠过的景色，忽然跟我说，这里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并没有明显的感觉，我已不记得我刚继位时都城是什么样子，我只记得它在我小时候的样子，而这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我早就没有精力注意这座城市今天或是明天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那时候人们称伊斯坦布尔为一日之城，据说是因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他说，他都记得。即使我忘了，他也记得。然后他突然说起了五年前我如何骗他出去跟我瞎混，说了上面那一番话。我说你这是夸我吗，怎么听着就不像好话，而且怎么就变成我骗你了那我不一样是受害者吗，他就笑。
不过当时他并没有说这些，我甚至还觉得他难得的看起来心情不错，跟我一起被监工当作可疑人员呵斥都没有影响到他的好心情，至于我，我当然不是真的有那么想看浴场，我没什么艺术细胞，那个来自维也纳的建筑师把一大堆图纸呈到我面前时，我对着那些罗马柱，拱顶，彩窗玻璃看了半天，绞尽脑汁评价了一句空间挺大，实用性很强，非常好，哦对了你要不要留下来长期为我们工作。可怜奈费勒一边给我翻白眼一边还要找补些好话出来，安慰因才华受到质疑而备受打击的年轻艺术家。他说你不能这样笼络艺术工作者。
最后我们绕到了城楼上，看着渐渐隐没到黄沙中的落日，看着经历了几十年几百年风霜的石块，看着城中棋盘遍布的街道，天边绛紫色的云层，吹着渐渐平静的晚风，在沉默中结束了这场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