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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25年10月4日晚七点，英超联赛第七轮下半场补时阶段，当切尔西小将埃斯特旺抢在利物浦后卫罗伯逊之前，一记铲射送上绝杀时，贝丝正把我这周喝的第一杯啤酒端上桌。
她还没来得及问候我一句，那粒冲入球网的球就像掉进可乐里的曼妥思一样，让整个酒馆里的球迷登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电视里也随之传来排山倒海的叫好声，和激情澎湃的解说搅在一起，震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我很肯定当年美国佬成功登月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大的阵仗。
我勉为其难地咽下卡在嗓子里的洋葱圈，对眼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生抛去一个不好意思的微笑，和她一起尴尬地用指节抵住耳朵眼，等着周围站在椅子上、脱了衬衫甩来甩去的酒鬼们消停下来。但这等待就像等美国人拿出登月的证据一样遥遥无期，最终我们只得放弃，明明近在咫尺，却还是得像原始人一样扯着嗓子沟通。
“你怎么现在才过来喝酒？”我听到她高亢的声音，“这周工作很忙吗？”
“对！！”我局促地拔高嗓门——虽然按现在这个情况，我就是再大点声，也仍旧是酒馆里最文明的客人，但我还是不习惯冲人嚷嚷，“我的剧本！那个关于凶杀案的那本，昨天终于让制片方满意了！！”
“真的吗？恭喜你呀！”贝丝好像比我还要激动，听闻这个消息连忙把双手从耳朵上拿下来，殷勤地为我鼓掌，只可惜我紧紧地捂着耳朵，什么也听不到。
“……谢谢你！！”我想不出什么花言巧语来回应她，搜肠刮肚半天，最后也只得提高音量大声道谢，然而她脸上却闪过一丝呆滞，下一秒便捂着嘴笑起来，挥手示意我把手拿下来。
我急忙环视，这才发现，周围喝的满脸通红的球迷们纷纷把头转向我这边，还带着惊诧或者揶揄的表情。
好吧，看来他们也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疯狂——我松开双手后，绝望地听到酒馆里已经不再人声鼎沸，只剩下小部分人的讨论声，留下电视里的解说孤军奋战——哦，还有我，这个在大家偃旗息鼓后反而开始吵吵的傻子。
“呃，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打破僵局，仍旧像当年在电视上那样，只要出了一次洋相，就会大脑一片空白，结果把事情搞得更糟。
“哦，别不好意思嘛，威廉，”我感激地听到杰克的声音适时响起，他正顶着一头火鸡似的红色卷毛，把头从出餐口伸出来，手一不小心压在出餐铃上，发出“叮”的一声，“没人笑话你，你也知道，我们就喜欢你带着点上世纪的呆板的可爱性子。”
“对，老兄，工作顺利是好事！”一个明显已经喝高了的胖男人自来熟地邀请我和他碰杯，尴尬的是我对他可没什么印象，“你天天都跑到这儿喝酒，我们都看你眼熟了！”
“威廉可是我们这儿的保护动物，”我还来不及插嘴，贝丝就开始把我当个吉祥物似的给所有人介绍，“酒品好，从来不赊账，每次都西装革履地往我们这小地方跑，简直风雨无阻。”
贝丝会说话，会来事，谈笑间就消解了空气中的尴尬，酒客们友善地冲我笑笑，随即把专注力还给足球，酒馆里终于恢复了日常平淡的氛围。
“咦？”正当我以为闹剧到此为止时，背后却响起一声惊叹，转头看去，是一个瘦高的小伙子，他支支吾吾地看着我，准确来说是专注地看着我的脸，两条粗眉毛间的小坑越来越深，在眉心堆出一团影子。
又来了。我无奈地转向他，不由自主地坐直上身，像是等待接受审讯。
“……哥们，你长得可真眼熟，我敢肯定我在哪见过你！”他瞪圆了眼，看样子是在绞尽脑汁地回想，但我敢赌他想不起来，因为政治和足球之间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你绝对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了，”贝丝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情，“好多人都觉得他像吉姆·哈克。”——她还是没学会如何卖关子，有一丁点秘密都藏不住。
“吉姆·哈克？”他眨巴着眼睛，仍旧是一脸的困惑，和我猜想中的一样，他对于政治一窍不通，谢天谢地！
“喔，该不会是那个首相吧？”胖男人也凑过来加入我们的对话，他看样子懂得更多，麻利地掏出手机，两个指头上下翻飞，嘴里还念念有词：“吉姆，吉姆·哈克……”
又来了。我紧张地咽着口水，眼睁睁地看着他扒拉着手机屏幕，即使这样的画面已经见过无数次，我还是觉得小腿肚子发紧。
“老天爷啊！”他突然停下手上的动作，嘴张成一个“O型”，仿佛要一口把手机吞下去似的，我只觉得左眼皮又开始不受控制地跳。
“你看！”他把手机抓起来，屏幕对着我，“老兄，你不觉得你俩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吗？”
手机屏幕上是一个一身西装的男人，四五十岁左右，披着件大衣，正冲着镜头挥手微笑，露出两颗不太守规矩的虎牙。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小伙子干脆连酒都不喝了，挤到跟前眯着眼端详起那张旧照，又时不时回头看看我，最终得出结论——“我的天哪，你长得就跟首相再世似的！”
“首相都去世快三十年了呀。”我干巴巴地回他。
“也是，”胖男人还在谷歌上紧急补充相关知识，“这上面写着呢，享年五十九岁……你现在也就四十多岁吧，不可能是你。”——这人居然还在认真考虑有没有可能是我！他绝对喝大了。
“想什么呢！”贝丝把我点的炸鱼薯条装在纸盒里放上桌，“他是威廉，威廉·詹金斯，他要真是首相，那我还是英国女王呢！”我们全都捧腹大笑起来，胖男人尤其起劲，居然还打翻了他的啤酒杯，幸亏里面早就被他喝得一滴不剩了。
不着调的猜测被同样无厘头的回答撞得七零八落，我们间最后一点猜疑也得以扫除，大家都转而其乐融融地聊起天来，刚刚还互不相识的人们很快便开始熟络地唠家常，这还真是个不错的周六晚上。
“依我看呀，你也别干什么编剧了，”小伙子用叉子柄指着我开玩笑，“你现在就去松林制片厂，空着手去就行，他们会把你当个宝供起来——作为特型演员！我敢打赌这世界上没人比你长得像吉姆·哈克了！”
“松林制片厂？”胖男人正热情地把他吃不下的香肠送到我盘子里，“好莱坞都绰绰有余了！那帮导演看见你就像，呃……就像鳄鱼见到肉一样，全都扑上来了！对，你就凭你这张脸捞金去吧！”
“你以为我们没劝过？”杰克已经熄了披萨炉的火，出来陪我们扯闲天，“我们让他快点去当影星，回来给酒馆送一个亲情代言，结果呢，他说只有写电影的打算，没有演电影的打算！”他乐呵呵地扒着椅背，冲我眨眼。
“喂，人家都写了三十年剧本了，平静的生活也不错呀！”贝丝把热腾腾的薯条端给客人，转身就急匆匆地赶来为我辩护。
我看着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该怎样用我这张脸大赚一笔，只是笑而不语，一边享受着温情的时刻，一边仰头喝光这周我的第一杯酒。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胖男人差点就要猜中了。
我不是威廉·詹金斯，我就是吉姆·哈克，我今年九十一岁了。
02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吉姆·哈克，对，和那个死了的前任首相重名，或者准确来讲，我就是他。我现在在蓝图工作室——一家小有名气的独立影视公司干电影编剧，偶尔也去帮把手写写电视剧，事业不算蒸蒸日上，只能算是稳定。我已经离婚多年，有一个杳无音信的女儿，现在有一栋自己的小独栋公寓，不养宠物，家里除了我以外唯一的活物是一盆仙人掌。大概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秘密，没人会选择对别人和盘托出，有些秘密甚至得不惜扯谎才能遮掩住。但我不一样，我告诉别人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我扯的谎可远远不止名字，比如说我不是当了快半辈子的编剧，我曾经是首相，后来又当过几年无业游民，还画过儿童绘本，至于编剧，哪有什么三十年，我才干了三年而已。再比如说，我不是伯明翰人，而是正儿八经的伦敦人，尽管我的确是近几年才搬到这里住。而且我的主队不是切尔西，是阿森纳，在我成为他们的球迷那会，特德・德雷克还在踢前锋。
至于生理年龄，更是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谎言，我只知道按照出生年月算，我现在理应九十一岁，但不知道是从哪一天起，我就不再变老了。
我知道这听上去非常离奇，甚至可以说是荒唐，但是千真万确，我突然从某一天起，再也没有衰老过。我现在还是和谷歌搜索页上，发表香肠演说时的视频里长得一模一样，没有多哪怕一条皱纹，也没有多长过一根白头发。我猜自己大概四十多岁，因为我还没当上首相时就已经发觉了异样，那时周围人都因为工作操劳，又或是迈过了中年末尾的坎，飞快地老下去，然而我却还是一样精力充沛，样貌不改。
我起初还并未发觉不对劲，每天一门心思地工作，直到某天和外交部大臣马丁开会的时候，他以惯有的那副昏昏欲睡状看着我，用半梦半醒之人该有的听力聆听我讲话的重点——然后冷不丁开口说：“吉姆，你是怎么保养的，怎么一点儿都不见老呢？”
我记得我那会儿压根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只是匆匆搪塞过去，暗自对他的分神感到不满，然而他的那句话并未潦草结尾，而只是序幕里的一声号响，从那天起，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的人生中。吃晚饭的时候，露西会突然对我发脾气，因为她的妈妈眼角长了新的细纹，而我却还是老样子——这说明我又醉心官场，独留安妮为这个家操心——至少她是这么解读的；到乡下微服私访后，有些杂牌报纸不报道我的亲民形象，反而对长相大做文章，说我每年肯定要在形象维护上大花一笔，不然不可能这么多年几乎冻龄一般；就连弗兰克从塔希提岛回来拜访我的时候，都大吃一惊：“吉姆，我的白头发都快赶上你的了！”我至今难忘他眯缝着眼睛，凑近来看我脑袋顶的样子，“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他一番冥思苦想后叹气道，“或许是首相带来的权力又让你重新容光焕发了吧。”
渐渐地，我也觉出不对来。每年的家庭合照里，露西的发型变来变去，愈发狂放不羁，还攀着青春期的尾巴窜了几厘米，安妮变化不大，但还是眼见着显老了——有时候只需要多几条皱纹，就能让一个人老上五六岁……然而我年年看上去都还是那样，就好像是被复制粘贴了好几遍似的。
终于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安妮正坐在沙发上叹气。“怎么了，亲爱的？”我赶忙凑上去对她嘘寒问暖，毕竟安妮丧气的时候可不常见。
“这一天还是来了！”她悲哀地说道，自顾自地去摸桌上的酒杯。
“怎，怎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安妮闻言把嘴边的杯子又放回桌上，睁着一双大眼睛，耷拉着眉毛看向我：“我矮了一厘米，吉姆。”她眼眶发红，就好像天都塌下来了一样，“我缩水了，我老了，我真的老了。”
“唉，人总是要老的呀，”我笨嘴拙舌地安慰着她，“我敢打赌，我现在也变矮了。”
然而当我自告奋勇地站在墙边，让安妮给我划线量身高时，她只是比画了一下，便丢下尺子和笔走开了，而且看上去很不高兴。我慌慌张张地追了她一路，问她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她不理我，而只是悻悻地在空阔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穿过厨房，卧室，甚至阳台（这把我吓得不轻），最终又回到沙发上，喝完了她剩下的那点酒。
“吉姆，你一厘米都没有变矮，”她摇摇头，只是盯着手里的空杯子，“我只是比画了一下就发现，你和去年、前年、大前年都一样高。”
“我总会变矮的。”我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来安慰她，“或许我只是老得比较慢。”
安妮猛地转头看向我，眼睛里慢慢泛起一层薄薄的雾。
“不，你不会的。”她肯定地说，“你从来就没老过，吉姆。”
“不可能的，哪有人能一直不变老啊……”我冷汗直冒，情急之下又给她倒了一杯酒，希望她能别紧张兮兮的，更希望能赶紧终止这个话题。
“……我有预感，你永远都不会老了，吉姆，”安妮没有接过酒杯，而是开始用指节抹眼泪，“等到我变成一个老太太了，你可能还是这副样子，你可能还是会精力十足，一门心思当你的首相……哦，我的老天啊…… ”我把她抱在怀里安抚，我知道她只是在说气话，或许明天起来她就会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或许她还记得，但是会为此道歉。
但是我没办法再骗我自己了，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我每天对着镜子审视自己，就算再迟钝，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我真的不再变老了。安妮把头枕在我的肩膀上，抽泣声逐渐小下去，她的忧虑就像是杯子里的酒，很快就能倒空，要么是她自己喝干，要么就是倒进我杯子里。我只觉得肩上变得很轻，心里却越来越沉。
如果那时我再机灵一些，能发觉她的悲伤不只来源于衰老，还有我对于政治的过分热衷，或许我们不会那样快地分道扬镳，但是那些都是后话了。
03
谷歌上说，我是因为身体不适才卸任首相的，这也是假话。实情是我自己明白，再这么连任下去，总有一天我长生不老的秘密会被人发现，然后被抓去做研究——或者体面点的话，被供起来天天活在聚光灯下。所以纵使我还有不少想要去做的事，我也不得不卸任了，现在想想，我1984年当上首相，1991年辞职，也算是在位够长了，没什么可惋惜的。
然而真正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为了避免媒体三番五次登门，藏好这个离奇的秘密，我一咬牙，干脆搬去了南安普顿——考虑到当时我早已和安妮离婚，露西也已经搬出去自己住，这也并不困难。但是事实证明，南安普顿还是不够偏远，我还是频频被人认出，甚至闹过几回乱子，还差点又把媒体全都招惹过来。
最终我走投无路，眼前只剩两个办法：真的一死了之，或者假死。
那是1993年5月份，我已经五十九岁，算是一个死掉也不令人奇怪，但教人惋惜的年纪。就算不考虑我的肉体恐怕才四十多岁，我就这样撤手人寰也还是有点早了。我那时还天真地觉得，永生也不算是什么坏事，只要活到能认出我的人都纷纷先我而去，活到比那个死在别人心中的我看上去年轻太多，我就可以重新融入社会，开始全新的一生，何乐而不为呢？
我很快有了一个计划。我要光明正大地死掉，上报纸，而且得是头条，我应该会死于某种骇人的传染病，对外宣称我去非洲过退休生活时不幸染上了罕见病，这样媒体也不敢来拜访，然后我会因为来不及被转移回国，悲惨地客死他乡，为了不把外来传染病带回英国本土，大义凛然地就地掩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这一生。
这似乎是个周全的计划，问题在于，要有人替我把精心编织的虚假消息放出去。这人我必须信得过，而且不会背叛我，而是安安静静地把秘密带进坟墓。也就是说，我们之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利益关系，最好只有纯粹的情谊……然而这样的人貌似在我的人生中缺席了——我在名利场上周旋多年，终究还是没有交到一个知心朋友。
最终，我只能又找上了我的前妻——安妮。她那时已经五十六岁，孑然一身，在伯明翰一家律所工作，我给她打电话求她见我一面，她爽快地答应了。
再见那天，我把自己裹得活像个麻风病人，就连口罩都有两层，她坐在路边咖啡厅靠窗的位置上，比我记忆中老了不少，双目仍然炯炯有神。
我刚一进店，还在找她的时候，就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遥遥地传过来：“这边呢，吉姆，我在这边。”
我心虚地走向她，坐到她面前，然后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和她怔怔地望着，和这个容忍了我太久以至于长久地迷失过自己的女人望着。
“你是有事情想拜托我吧？”安妮倒是安然自若，低下头抿了一口热茶，这一动作使得她嘴边浮现出两道不浅的法令纹。一切重复的事情都会留下印记，我们哭的太多就会生出泪沟，皱眉太多就会留下皱纹。人的衰老就是被日常重复的动作踏出沟壑，时光就这样从我们脊背上跑过。我本应也和她一样老了，我们本来应该站在风烛残年前的楔子上无言以对的。
“呃，对，对，”我只觉得脑门上直冒热汗，或许半是因为紧张，半是因为穿得太厚，“我，嗯，我要讲一个听上去很荒谬的事情，你不要不信我。”我咽下口水，鼓起勇气把脸上的口罩拉下来。
安妮看着我的脸，她的瞳孔几乎是可见地放大了。
“我好像，很久都没有变老过了。”我压低声音一口气对她说完，生怕被周围的人听到。
安妮一言不发，而只是伸手抚在嘴角上，连抽气声也没发出来，要不是她的手正微微颤抖，我都要以为她还是镇定自若呢。
“你不要不信我……”我小声说道，“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哦，吉姆，”安妮突然露出一点忍俊不禁的微笑，“我怎么可能不信你呢，”她怜爱地看着我，“你现在和十年前有什么区别？我早说过了，你是不会变老的。”
长久的沉默后，我放弃那些假惺惺的弯弯绕，言简意赅地告诉她我的计划，安妮甚至都没有让我等上几秒，就点头同意，但是她的点头看上去并不自然，每一次低头时连肩膀也被带动着沉下去，就像是正努力将什么东西按下水面。
“你想什么时候死？”她故作平静地问我（这听上去还真挺可怕的）。
“呃，下个月吧。我得先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等个几年再露面。”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双手摩挲着膝盖。
“可以。”她竟然淡淡地同意了，“我会带着露西搬去比利时，告诉她你死于传染病，这样没问题吧？”
我没想到她接受得如此之快，一时间无法分辨这是真心话还是气话，一时语塞，半晌才挤出一句：“只是这样就对她过于残忍……”
“那我呢？”安妮瞪着我，毫不留情地接话，“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我也很残忍？要让我告诉别人你死了，这够不够残忍？要让我和露西从此在没有你的人生中活下去，这够不够残忍？况且你还没有死！你活得好好的！”她捏着汤勺的手抖得厉害，终于把热汤洒在了裙子上，我赶忙给她递纸，却被她抬起的左手挡了回去。
“不过你别太担心，”她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擦拭着裙子上的污渍，然而那点暗色的斑块挥之不去，愣愣地嵌在那里，形状就像一道歪斜的身影，“露西也不会特别难过的，毕竟你在她的人生中分量也不重。”
“这是什么话，我是她爸爸呀！”我忍不住反驳，安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尖酸了？
“吉姆，”安妮停下手上的活，平静地抬头看向我，“你不能只有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才想起你是她爸爸，曾经是我的丈夫。”
“安妮从出生，一直到上大学，你参加过几次她的家长会？”安妮耸耸肩，表情依旧波澜不惊，“你知道她上小学的时候，哪一科学得最差，哪一科学得最好吗？你知道她交过几个男朋友吗？你知道她求职失败过几次吗？你知道她现在正在做什么吗？”
我无话可说。
“那我呢？吉姆？你真的以为我是因为你比我老得慢，才和你吵架的吗？你知道我最想去哪里旅游吗？你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咖啡吗？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能不能维系生计吗？”她的十个手指消失在裙子的褶皱里，就像涨潮时的海岸一样伏入深水。
“……对不起，如果你缺钱，可以随时找我要。”我恳切地看着她，尽力不要移开视线。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还是不明白。”
“……我还记得你说过，你想去佛罗伦萨，说了不止一次。”
“我最想去贝尼多姆，我写在便笺上，贴在墙上至少有两年。”
“……”
我们的见面平淡地开始，平淡地结束，简直可以说是死寂。我知道她为什么不满，我也无可辩驳，作为首相，我或许成就卓著，但是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做得都糟糕透顶，不知道为何我总是在这些事情上过分拖延，直到局面无法挽回。
接近尾声的时候，安妮突然神秘地凑近我，对我说：“吉姆，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你或许就是因为自认为还有很多时间，才在和爱相关的事情上做得这么失败的。”
我想她也许羡慕我可以永葆年轻，所以回她：“要是不只有我长生不老就好了。”
她惊诧地看着我，说：“不，我没有羡慕你的意思，我是可怜你。”
我不懂她什么意思。
她无可奈何地对我摇了摇头，起身拿起挎包，闷闷地回我：“我不觉得永生不死是什么好事，一切永久的东西都离爱情很远，也离幸福很远。”
然后她转身离开，甚至没有道别。
一个月后，我准时地死了。政坛上下一片哗然，报纸上登满了对我的悼文，但是过了几周也就无人在意了，我死了，死得并不轰轰烈烈，甚至还有些随意。
1997年12月22日，安妮·沃顿死于她布鲁塞尔的家中，享年六十一岁，我们到死都没有再见一面，而她也信守诺言，至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还活在这世上。
我想她并未释怀，但是对我的结局十分满意，因为我已经得到了属于我的报应，而且经久不绝。
04
我早在假死的消息放出前，就离开了英国，声称自己要去非洲当传教士，报纸还不遗余力地对我大肆夸奖——但是实际上，我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购置了一处房产——准确地说，就是村落边缘的一栋小房子。这里落后、信息不畅，又完美地避开了同期非洲其他地区的种族隔离问题，而且气候宜人，风景美丽，还没有多少白人。只要有钱，在这里就能买到想要的清净。虽然死后我再也领不到英国政府的养老金和离职遣散费了，但是就凭我还“在世”时攒下的钱，也够我不用上班，无忧无虑地过上好一阵子。
我在那里住了整整十二年。最初的五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最多就是写写日记，出门散步，晚上在房间里读些闲书，简直平淡如水，但是或许是异域风情加之难得清闲，我倒也过的不错。从英国远赴他乡，我只带了自己当报社编辑时用过的胶片相机、一箱子书，连电视机都没搬过来——我要住的镇子那时还没有电，想要知道点新闻还得靠报纸。为了打发时间，我甚至养了条狗，每天拿着食谱学做菜，或者自言自语打发时间——幸亏两年后我有幸获得了电力的眷顾，不然我恐怕都能由于想象力过剩，写出一本小说来了。
欢乐的时光就像我带去的胶卷一样有限，在能力范围内丈量遍陌生的土地后，就只剩下渴望洗出照片的惆怅，以及某种酸涩的滋味。再之后的五年，我开始感到孤独，还有深深的不安。由于怕惹祸上身，我几乎不敢和人深交，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还都是踢足球认识的球友，平时不会往来走动，要不是经常需要购买日用品，我都担心自己的语言功能可能退化到连只猿猴都不如。
不仅如此，阿鲁沙由于落后而安全，也由于落后而让人不安：我开始疑心在自己离开英国的这几年间，它会不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技是否正在突飞猛进。阿鲁沙的科技也在进步，但是似乎并不迅速，我们总算拥有了稳定的电力，可以尽情地听收音机，而且电视机也终于变得寻常，虽然TBC只能偶尔播出些英国节目，国际新闻（或者说旧闻，考虑到它总是播出昨天的新闻）每天撑死了也只有15分钟，但是我还是如饥似渴地隔着模糊的屏幕寻找和英国相关的一切，试图拼凑出那时英国的光景。我开始无法避免地想家，即使那里一定早就物是人非了。
我的担心并非毫无理由，阿鲁沙本地渐渐多了许多欧洲商贩定期来访，从他们口中，我第一次得知了手机的存在，即使人无法想象出从未见过的事物，我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它的样子，它如何万能，它怎样把我和一个蒸蒸日上的英国一刀两断。我开始变得忧心忡忡，一点消息都能让我坐立难安，甚至开始幻想英国是否已经变得像科幻小说里一样高楼林立，还有在天上飞的汽车和太空电梯……那我还能不能回去，还能不能接受它的超前，或者被它接受？
我寝食难安，终日开着收音机，甚至顶着高昂的电费时刻让电视机亮着。我像个半疯的人一样追着每个能见到的欧洲面孔问询，还渐渐开始幻视，把某张侧脸甚至一个背影认成露西、安妮……我还以为露西早已成家立业，我就能安心地淡出她的生活，但是我无法控制地担心她，除了留给她一大笔钱以外，我没什么能帮得上忙的，谁知道她现在过的怎么样呢？我慢慢体悟出来，亲情的分量不在于“随时见面”，而在于“可以随时见面”，这份安心的觉知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在她的世界里我早已逝去，但是我仍然想要见她，远远望着见一面也好。
最后是极为折磨的两年。我想回国的愿望愈发强烈，然而我自己也明白，一旦回国就又要面对种种难题，身份和居所倒还好说，但只要我还是无法衰老，无论在哪里我都没法久留。我必须得找到应对的方法，而且最好是在回国前就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自己也知道希望渺茫。阿鲁沙本地有相当多的二手书店，可以淘到各类稀奇古怪的小书，我很快成为各家书店的常客，一有时间就坐在书箱前翻上一个下午。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明显已经超出当时科学能解释的范畴，所以医学书肯定指望不上，我倒是读了大量志怪小说，神秘学书籍，甚至对巫术和炼金术都有所涉猎，从《亡灵书》一直读到《超自然现象》。我不是个热衷读书的人，那段时间却像是着了魔一样没日没夜地阅读，希望能找到解除永生的办法。
有不少书上的确记录了各个年代的长生不老者，然而却说得神乎其神，玄之又玄，让人不敢轻信，而且大部分书都像议员一样，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问题，我往往辛辛苦苦地从头读到尾，却只获得一句“背后的原因仍需后人探索”作结。最后我干脆每本书都倒着读，反倒收获颇丰，有各种各样的野路子都声称能解决不老之谜，我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着自己这个明晃晃的超自然生物，违心地尝试了各种诡谲的仪式——在后院洒羊血，半夜点蜡烛，吃素一周，穿怪模怪样的袍子跳舞……全都无功而返，我仍然和当初来阿鲁沙时一模一样。我穿袍子跳舞那天还被邻居认成了还魂的孤魂野鬼，于是第二天她也加入了我，一同在院子里洒圣水，只不过她是在驱魔，我却是在寻求超自然力量二次降临。
在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就连裤腰带都要扣到最里面一个孔后，我终于承认自己束手无策了。谁承想，长生不老原来是这样痛苦的一件事情，你自以为拥有了无限的时间后可以跟上每一个时代，然而却一直被困在当年的身体里，反而成为了这世上唯一一个被丢下的人，我还以为自己可以比别人多拥有三万天的未来，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永生只是不断地重复同一天而已。
更加棘手的是，科技远比我想象中进展更快。2004年末，我第一次在外来商贩手里真正见到了手机，而且绝望地得知，这个宛如外星科技般的砖块现在英国人几乎人手一个，而在那时，阿鲁沙只有极少数人拥有手机，甚至没有宽带服务。在那个商贩热情地向我展示手机的拍照功能时，我装出一副笑脸，实则脊背发凉，我冥冥之中有种感觉——如果现在再不回英国，可能就永远回不去了。英国或许会找到更多方法把异乡人拒之门外，或许再过个几年，它就能发展到精准地识别每个人的脸，再和存好的资料进行比对，我胆敢露面，就会立刻暴露前首相未死的事实……然而这也意味着，我回到英国后，就彻底退无可退了。我就算拿到了全新的身份，很可能也不会有办法再假死一次，我一旦回去或许就再也逃不了了。
但最终我还是回国了。2005年，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我用自己在阿鲁沙的海外侨胞身份回到了南安普顿，有了新的住所，新的身份——就叫威廉·詹金斯——取自某本灵异事件故事集中的长寿男人，书上说他活了220岁才死，虽然我现在不太希望活到220岁了，但是至少我希望能像他一样解开身上笼罩的谜团。而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奇准无比，2005年，英国正在大规模安装监控摄像头，完善DNA数据库，互联网进入宽带时代，社交网站也开始涌现，甚至还出现了电子护照，一个人的痕迹从此开始被浓墨重彩地记录下来。在无数个和街头摄像头泛着红光的独眼对视的瞬间，我都感到后怕——在英国对我紧闭大门前的一刻，我回来了，大门也在我身后永久地关闭了。
我在南安普顿作为三流作家生活了十年，期间仍在锲而不舍地寻找解除永生的办法，但我甚至都不知道这现象从何而起，自然也找不到答案。为了避免暴露，我于2017年又搬到伯明翰，在那里当了五年报社编辑，一边搜寻和永生相关的蛛丝马迹，一边打听露西的消息，但两样均是颗粒无收，她似乎跟随安妮去到比利时后再未回国，从此断了音信。
2022年，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了，再拖延下去，人口普查自会把我就地正法，我狠下心来搬回伦敦，开展了最后一轮搜寻。到这个时候，我心中的悲伤、惆怅、悔恨都已经被时光消磨殆尽，反而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如果仍然毫无办法，那我就干脆利落地自杀（也有可能是拖泥带水地），自然伦理不能给我的死亡，我自有办法还给自己。
这就是我的故事，吉姆·哈克冗长的大半辈子的故事。假如诅咒阴魂不散，我打定主意只活到110岁就死，这样来计算的话，我的确是走完了大半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