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车厢里只有零星几个乘客。暖气开得很足，木地板散发出温和的气味。我把皮箱搁在架上，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对面打着方领结的老先生抬起眼来，打量着我头上的软呢帽。我向他微笑。他的鼻翼微微抽动，把手中的报纸抖得哗哗响，又埋下头去。头版的粗黑标题取代了他的视线，不客气地正对着我。我也回以注视。
议会春季会议开幕，马萨里克面临连任选举
越过堆成一堵墙似的文字，我继续往下浏览。
针对施特雷泽曼的民族主义抨击：日内瓦妥协引起不满
我草草跳过了春季博览会。在版面边缘，靠近常礼服袖口的位置，一行坐立不安的小字：
国防军内部的谋杀案？菲默审判开庭于……
柏林也不过一座袖珍城市，小得能藏在这位先生指头下面。我转向左侧，虽然车窗上积着一层薄煤灰，还是能看见月台上的景象。两位一身粉红丝绒的女士在交谈，她们说话时小幅挥手的动作那么一致，好像互为彼此的镜像似的。穿短裤挎斜包的男孩在人群中穿梭，手里挥舞着一份《国民报》，发出无声的叫喊。蒸汽云层下面，形形色色的脑袋目不斜视地在车站尖顶的形状中运动。各人似乎都清楚自己的来处和目的地，这和我做孩子时在这里所目睹的情状大不相同。那时，无论是站台边神气的宪兵，长椅上身形畏缩的鼠灰色市民，还是一等车厢里拿干邑杯的妇人，每个人的面上总少不了一点茫然的神情。车站已经不叫它本来的名字。或许可以俏皮而带点愤世嫉俗地说，八年前，它从奥地利人摇身一变，成了时髦又愚蠢的美国人。
模糊地响起了哨音。我感到脚下震颤，随后，窗外的景色开始倒退。起先缓慢，然后在敲击声中顺畅地流动起来。
泥泞、起伏的褐色田野，伴着礼拜堂和村落的棕红屋顶掠过。柳树已经开始发芽。地里还余着些白雪，勇敢的农人牵着他的牛在融水中行走。斯柯达的巨型烟囱还在吐息，但已远去。红白相间的信号杆装点着铁路。
冬春的交接容易给人这样的错觉，即风景是突然一下由灰白跨入了彩色。我也曾怀疑世界短暂地失去过它的颜色，但回想起来全不是如此，只是真实的昨日自然比不上受记忆美化的色彩鲜艳，彼时欧洲还处在彻底失明的恐慌中。有人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学习雷厉风行的军事领袖，是在一夜之间变得令人无所适从。我则持另一种联想：这有些像冲洗照片。显影的过程漫长，也不受注意，但日后注视相片的人迟早会意识到，它早就显露出要变为黑白的征兆。
旅行者的视野收窄了。两旁的山倾上来，向列车投下深绿的影子。我闭上眼睛。笔记本还在口袋里，尽管外皮磨损得厉害，也早就没有空页剩下，我一直随身携带着它。不用翻开，我知道第一页写着什么。
“泥泞、起伏的褐色田野……”
未耕的田野还覆着一块块白雪，融化的地方露出笨拙的褐土地。冷杉布满山坡。天气晴朗，南面天空隐约出现一列淡蓝的锯齿。火车喘着气，行驶在高耸的桥梁上，它脚下奔跑的就是裹着碎冰闪光的维斯瓦河。
这并不是预备文书、共同军第二十一野战步兵团的新人列兵塞缪尔·席柏斯坦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六日上午用自己的双眼看到的真实景象，至少透过半开舱门的缝隙，他只捕捉到其中的一些碎片。他正曲腿坐在没有玻璃窗的改装货运车里，和三十九个吵吵嚷嚷的士兵共享晦暗、颠簸的空间。但这难不倒他：只要闭上眼，车厢外的全部风景就能分毫不差地出现在他脑海里。这是他格外擅长的把戏。然后，他会把自己看到的一切记在笔记本上，这个袖珍文具现在摊开在他的膝头，就挨在连部名册旁边。
塞缪尔一周前满二十岁，在布拉格的补充营过了生日。到三月初，他已经作为志愿兵在后方接受了十二周的训练，其中三周学拿步枪和刺刀，九周学写公文，尽管这志愿头衔中的一半决心都是由他的外祖父贡献的。这位老绅士年轻时也曾梦想从戎，结果先于敌寇打败了他的却是结核病。同普鲁士人的仗只打了三星期，这三星期在他心里却化为一个长不好的伤疤般的存在。六六年以后，他更坚定了要拥护祖国和皇帝的决心。他一边忙着成家立业，在库特纳霍拉经营他的仪器生意，过着安定殷实的日子，一边热切地期盼一个机会，能让他奉献出作为帝国奉公守法犹太臣民的一切。
终于，在新世纪的第十五年，他等来了祖国呼唤儿女支持的时刻。奥地利的命运现在和她的千万青年的命运紧密相连了！他已经老了，可是他的孙子马上就到了可以入伍的年纪。次年对俄国人的大胜更让他觉得这是天意所指。小塞缪尔，这个未来一片光明的年轻人，要在军旅生活中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了。他会像个将军一样漂亮地凯旋，迎接他的会是鲜花和美酒，是无上的荣光，因为所有的报纸上都这样写，老先生也看得清清楚楚，战争女神正对奥地利微笑哩……
塞缪尔对此并无意见。他敬爱皇帝，就同理应敬爱自己身为一家之主的外祖父一样，这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不过皇帝毕竟是一个较遥远的存在，说起陛下的名字时，他心里并不会出现像外祖父智慧、威严的面容那样清晰的形象，反倒是想起他收藏品里那套美丽的纪念邮票。他也隐隐感到长辈对君主和旧时光怀有的那种浓烈的激情，和他顺从地点头认可的家国之爱存在差异。不过，祖孙二人毕竟相隔五十个春秋。同样的一份感情，并不因其浓淡就把他、母亲和外祖父割裂开来。总而言之，当外祖父的构想正式摆在他面前时，他不过多犹豫，就自然地答应下来。他入了伍，就在家门口过去两条街远的征兵站，成了一名可敬的帝国军人。临行时，母亲自然免不了要掉几滴眼泪；外祖父揽着女儿，一边念着盟国不出三月就要战胜，一边对已换上新装的外孙子挤眼睛——嘿，你这小男子汉！你可当英雄去啦，抛下这个多愁善感的女人和倒霉的老头儿我。塞缪尔上前拥抱母亲，也以秘密的微笑作答，尽管他感到脸上的肌肉突然不自在地僵硬了一瞬。
补充营的生活和他在中学时没什么两样。他手上的墨水渍还是那么多，袖口还是磨损得那么快，除了吃得更少、住得更差，发到了一柄刺刀和一支卡宾枪，学校曾勉强有几个能谈上话的朋友，在军营里一个人也不搭理他了。他在操练间歇看到名叫约瑟夫的膀大腰圆的前石匠，所唤起的联想跟他在辩论课间望见名叫弗朗茨的同学时回忆起的事完全相同。外祖父曾经差点要给他那样的一个世俗名，后来不知怎么改了主意。
塞缪尔感到寂寞吗？或许吧，可是人是无法假装自己可以脱离寂寞而生活的。寂寞就如同他的外壳和延展一样。塞缪尔不摆出苦闷的表情来，他冷静地透过这层屏障观察周围，然后写作，用一支磨得短短的铅笔头，在他钟爱的小笔记本上。他把吸墨纸和精致的钢笔留给长官，把孩子气的玩具留给自己。现在，他就弓着背，抵着自己的膝盖，在本子上潦草地记着什么。他不时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向车顶的通风窗望去，从那里铁栏杆的缝隙后面，透出似乎呈淡丁香色的峰顶积雪的光亮来。他又低下头去。
到了伦贝格，他照样写；部队步行往奥利卡的途中，这些亲密伙伴就待在他腰间的地图包里。
加利西亚是广袤的，它的森林、草甸、沼泽都给这个城市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连队和兄弟单位轮流值守火线，七天为一期，塞缪尔随他们来回移动。
在沃伦他见到自己的直属上级，一个阴晴不定的马扎尔人，冷笑起来像只豁嘴的老猫，有一副对军官来说嫌短小的身材。好在他略显神经质的勤务兵总和他形影不离，其高大替主人弥补了这点形象上的不足。上尉待其他下级称不上宽厚，却唯独对刁难塞缪尔兴趣缺缺，这就更给他招来兵士们的忌恨。作为挑衅和侮辱的回礼，塞缪尔从不吝于在他们的补贴额上做手脚。
他得了两张木板桌的使用权，一张在驻扎村庄温暖的农舍里，紧挨着他上尉的房间；另一张放在战壕里，上面还漆着它遭改造前装过弹药的型号。不用说也能猜到他偏爱哪一张。在一线的日子里，他只好勤快点儿拂掉随着炮击从窟顶落在纸上的浮土。轮到后方休整的几天，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真正的屋顶下面工作，间或站起来，伸着懒腰走到门口去，看村庄怎样在阳光下呼吸。草房顶安睡着，肩胛凸出的牛拉着车，戴头巾的鲁塞尼亚老妇和穿着花裙的波兰族姑娘，交错地行走在干涸开裂的土路上。初播的黑麦开始冒出嫩芽。每两个星期，要轮到塞缪尔的连帮妇女们照料庄稼，对于这份新奇的工作，他非常喜欢。
他经常要扮演与当地人交涉的代表，特别是和犹太居民，同伴们迷信他的身份最顶用，尽管语言的差距从来都不容易跨越。接触通常是友好的，但也不乏气氛紧张的时刻，这难免让年轻的文书有些头疼。他还记得第一次听到意第绪话时腹部奇怪的震颤，像误食了某种危险的野菜。但是，他马上感觉到和这些人之间的联系，从最明显的音律的角度。这些词语从小圆顶帽和厚长袍的领子下面钻出来，吹进塞缪尔灰蓝军帽下的耳朵里，粗糙却胜利地传达了关乎鸡蛋和黄油价格的信息，也很快在他头脑中引起新的沉思。数不清的迥异使他调用起逻辑学生的冷静，极少的相似却让他心神不宁。
公务全部处理完的下午，塞缪尔最期待的就是告几小时的假。这时候他到村子东头去，钻过栅栏的破洞，穿过栽着款冬的园子，绕到救护站的侧厢间，在那扇门上敲三下。他知道，一阵从容的脚步声过后，打开的门后就会露出约翰那友善的脸孔。
约翰比塞缪尔长两岁，是苏黎世来的志愿者。塞缪尔喜欢拜访他，一来因为约翰是全连少有几个乐意见他的人之一，二来他需要有人同他说说德语。德语让他想起还在家中的时光。约翰的说话带一点生硬的口音，可是他的语气总是柔和，他注视塞缪尔的眼光总是平静和透明。可以和一个异国人讲着共同的母语，在一个异国人身上寻求不受评判、几近疏离的自由，这大概是二十世纪的中欧人所能得到最奇特的体验之一了。约翰是一个令人如沐春风的谈话者，他狡猾地从非常渠道获取并与塞缪尔慷慨分享的黑咖啡，也同他本人一样叫人喜欢。不过塞缪尔很快意识到，他也习惯先对别人有所保留。一次他来访时，约翰正给要寄出的信件封口。收信的地址是瓦杜兹。
“你有朋友住在那里吗？”
“不，这是给我家人的。我是列支敦士登人。”
约翰的家族非常古老，据说和大公还有些渊源。父母送他到瑞士念书，不过那时根本没人知道他受的训练会首先在战争中派上用场。他随队赴东线之前，只在大学通过临床考试，还没有拿到医师资格。“做个军医，刚刚好够用，”他说，“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更实际。”
他的瑞士同僚们都分散到各个营去，有的甚至到了别的团，像一把麦粒洒落在这平原上。往火线方向几公里，还有本国的医护在值守，约翰就独自守着他的小救护站。有时他也会得到一点帮手。塞缪尔留心给他晒些干苔藓，几个热心的轻伤员会帮着晾取绷带。但他还是得经常往师部医院跑——物资永远在告急。
四月初的一个晴天，约翰乘马车从卢茨克回来，带着大箱的石炭酸、新的骨钳，在村口遇到刚换防下来的塞缪尔。约翰兴致很高地招呼他。
“至少等我先洗个澡吧。”
“依我看，你一点也不脏，”约翰说，“如果你真长了虱子，那就传给我好了，况且经验告诉我你并没有。到院子里去吧，今天我给你带来有趣的消息。”
在那里他帮着把那些板条箱卸下来，从室外搬到满是消毒水气味的地窖里。这些活全部干完之后，约翰对他说：“来吧，塞缪尔，带好你的通行证，我们到村后头散散步去。”
“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呢？”他觉得好笑。
“别心急，我们边走边说。注意到吗？今天的天气多可爱。”
约翰是对的：再找不到一个比这更美丽的春日下午了。从灰暗的村子转向西面去，就是连片的新绿草甸。在有幸被榴弹炮豁免的土地上，樱桃树正在预备着开花。他们并排走着。空气干暖，塞缪尔的靴跟已经可以扬起些尘土。
“卢茨克的野战医院里，有一个护士是库特纳霍拉人。”约翰兴高采烈、又有点故作神秘地告诉他。
“不奇怪，这地方满是我的同乡。”塞缪尔说。他想起那些强壮的男护士，他们有不善的面色和铁钳般的双手。
“这个人不一样，是个姑娘。而且她说她认识你。”
“怎么会呢？”
“看来你认识很多在前线工作的女孩，多到都想不起谁是谁了，对吗？”约翰笑着说，“我来提醒你一下吧：她名叫罗莎·鲁萨多娃。”
鲁萨德！那是塞缪尔的中学同学。他有一个伶俐惊人的妹妹，塞缪尔曾在拜访朋友家时和她打过不止一次的照面。平心而论，他们之间没有多熟悉。一个女孩子聪慧和锐利到这种程度，固然是可敬的，却也是可怕的，所以塞缪尔一直小心地同她保持距离。但是，在帝国前哨一望无际的荒野里，人和人之间反而变得很近。他忘记了一贯谨慎的态度。
“是的，我认识她。可是她怎么到了这儿？在医院还好吗？有没有提到她哥哥的事情？”
鲁萨德比他早生半年，先他受征召去了，连毕业典礼也差点缺席。他在来信中知道朋友南下到了意大利，没过多久，他自己也参了军。
“护士工作很辛苦，可她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我得说。她已经能指挥比她年长一倍的帮手了。她说哥哥人在戈里齐亚，向你问好，很高兴知道你在营里交了新朋友。”
这么说，一个在伊松佐，一个在加利西亚。塞缪尔想象着朋友那敦厚的笑容，罗莎倔强的神情，兄妹俩有一模一样的红发和雀斑。或许是不寻常的发色赋予了他不寻常的共情力，在塞缪尔的同学里，文察·鲁萨德算是顶罕有的乐意和他交往的捷克人。他们一同出入图书室和咖啡馆，抄袭彼此作业的日子，仿佛还在昨天呢：他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这样的捷克朋友了。如今他们都身在祖国的一线。文扎试穿新军装的模样，他是有幸亲眼目睹的人之一；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个一丁点大的小姑娘被裹在灰扑扑的工服和白围裙里，和三十个和她打扮得一模一样的农妇共事。的确有许多太太小姐响应号召，到各地的火车站分发点心和茶水，藉以表达她们对祖国和兵士们的爱心。更多女孩穿上了护士制服，但那大多也是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医院里。他原以为罗莎是不会离开城市和沙龙的，就像鱼离开了水就要干死一样。但是她在这里。不仅如此，遥远的库特纳霍拉的一部分也忽然随着她降临在边境。罗莎为什么要到加利西亚来呢？
他们慢慢从一个小型的水塘边上经过。在草甸上数不清的死水潭里，这一个算是非常清澈了。水面上浮着天光和小藻。如果一个士兵要洗洗手脸，除掉战壕里一周攒下的汗水和尘埃，这会是一个好去处。
“约翰？”
“怎么了，塞缪尔？”
“是什么时候你决定要当个医生呢？”
他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约翰却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似的，并不发问。
“我没决定当医生，是我的家人替我决定的。这会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你能熬过大学五年的话。到一四年的夏天，我刚刚混过考试，感到还不算太难。不出意外，我会顺利毕业，成为一个平庸的大夫。”
“但是……？”
“是的，塞缪，你知道接下来的事。但是人让它发生了变化。
“一四年的夏天，在迪南和鲁汶接连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的前辈们有从布鲁塞尔撤离的，向我们转述了当时的情形，非常扼要，因为担心我们受不住。这是前所未有、无孔不入的战争，妄图对它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就算在中立地带也是一样……苏黎世什么都涨价，除了克朗，”他嘲讽地笑了笑，“也就在那时候，我的日常生活开始吃紧了。到处都缺人手，我的老师和同学纷纷赶赴战区。我想留下，至少在瑞士把书读完，这是唯一的办法。顺便能救些人也是好的，我发现这是让自己显得没那么无能的好方法。”[1]
“我很吃惊你没到意大利去。这儿离你家未必太远，除了虱子和灰土，也没有别的特产。”塞缪尔看看自己的鞋尖，无论他按在家的老习惯擦得怎样勤，它们总是固执地在二十四小时内变回雾蒙蒙的状态。
“我是一个只会发发牢骚、喝喝小酒的无名小卒，亲爱的塞缪，去哪儿是头儿们的决定，我只负责跟着，还有干活。我起先在佛兰德斯工作，后来才随队到这里。”
“佛兰德斯？”他迟疑了一下，问，又想让语气尽量平常。结果听起来像是他刚受了一夜的风寒。
“是啊。那是最忙碌的日子，现在比起来简直像是休假。”约翰若有所思地说，“直到替我们开车的人不幸给流弹打死了。”
塞缪尔不太愿意去想那些同样面目模糊的蓝色和卡其色士兵，还有那颗子弹的母语。因此他赶快说：“到奥地利来，是不是亲切得多呢？毕竟可以说家乡话，两国还有盟约。”[2]
“不，国籍反而给我惹出最多麻烦。我还被奥地利的防务官当成间谍盘问过。”
他有点不自在。“刚打仗那时候闹出很多这类乌龙。非常时期，间谍实在多，防务的工作紧张极了。不过乱了一阵以后就恢复正常，平民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有法律在保护着呢。”
“啊，小塞缪尔，你到前线来多久了，有两个月吗？”
“一个半月。”
“那就是了。”
他想要问那是什么意思。但是约翰，好像总能先一步预料到他的想法，没有给他这样的喘息。
“我们都对红十字发过誓。我救过很多奥国人，有德意志人、克罗地亚人、鲁塞尼亚人，还有像你一样的波希米亚人……我也救过俄国人，救过被扔在泥淖里、本国的医护队不敢来运送的哥萨克。”
“俄国人，我的天哪！他们对你怎么样？”
约翰又柔和地微笑起来，几乎甜蜜。“说实话，他们在半昏迷中听到德语，多半把我当成奥国的军医。有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俘，有人试图杀掉我……可是也有人一边哭一边握我的手。”
“你不害怕吗，约翰？”
“我？害怕？”他顿了顿。
“当然怕。如果我告诉你不害怕，你马上可以知道我只是一个逞英雄的胆小鬼。我当志愿者快两年了，还是常做噩梦。但是有些事情是即使害怕也得去做的。”
一种嗡嗡作响的沉默重新回到他们之间。塞缪尔期待着一个回答，他得到的却是新的问题。他低头走着，即使这样，约翰的红白袖章还是不时滑进他视野的边缘。一只鹩在草丛里发出一连串它自己不明白意义的叫声。
“还在想你的朋友？”约翰善解人意地问。他松了一口气。
“是啊。我们都有大半年没见面了。还有他的小妹子，在我记忆中一直还是个小不点呢，真不敢相信她竟可以独自到战场上来工作了。光是说服她那老顽固的父亲就难如登天。要知道，除去库房里的银子，老鲁萨德身边就只剩下这一儿一女了。”
“哦，孩子们就是这么奇妙，你一会儿没盯紧，他们就长成你想也想不到的样子。”约翰愉快地说，“就像有时候和席柏斯坦先生并排走在一起，也让我不由感慨，他究竟是什么时候长得这样高大、英俊，又学会了填这许多报表的？或许，我确实是一把老骨头了……”
“我二十岁，约翰。我不是小孩子了。”他无奈地嗔怪，可又忍不住要笑。
“是是，对不住，唉！你和你的朋友，你们都已经是了不起的年轻人了。我说，如果哪天有空，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那姑娘呢？异乡逢老友，这样的巧合可不多见。卢茨克虽然不算近，乘快点的马车，小半天也就到了。若你有兴趣，我叫他们下次给你留一个座位。”
“再说吧。她愿不愿见我还不一定呢。”塞缪尔说，却觉得脚步忽然轻盈起来。
他们继续走。卢茨克，和这里的任一座城镇别无二致。但是在飞扬的尘土上面，就是烈日和无际的蓝天。小城的图像脱离了茅草房和石砌墙，加入了车马和教堂。他想着。往西，回到伦贝格，进入庄严的皇家车站。再往西，回到奥斯特劳，被熟悉的语言包裹。再往西，有什么在那里等他……银烛台、壁炉和路灯，外祖父，母亲，文扎。穿蓝条纹长裙的罗莎靠在扶手软垫椅上，冷淡地斜睨着他。突然间，她站在阳光下布满蹄印的烂泥地里，帐篷跟前，在自己不再是白色的围裙上随意擦拭着双手。
“你觉得为什么她……”塞缪尔说。
“哎，塞缪，同样一个决定，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个理由。我已经把我的理由告诉了你；她的，你要亲自去问她本人。”
时间不迟，但也远算不上早。他们已经缓步兜过了一个大圈，现在要改变行进方向，回到村庄，这样好不错过人人挂心的晚饭。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打算原路折返：约翰的信条是多换换风景。失去林地的遮蔽，天和地凝成了一线，慵懒、饕足的加利西亚卧在黄昏中，肚腹朝上。远古的泥土和石砾从他们脚下延伸开去，直铺到陌生的平原尽头。
在他们右手边，太阳慢慢沉了下去。这是一个多么宜人的傍晚呀：蟋蟀在草里唧唧地欢叫着，一切都变成温暖的橙色。空气中弥漫着甜味。
“我忘记了，”约翰轻声说，“我们不该走这条路的。”
村南有一棵大得超乎寻常的老橡树，和村口相望，它那么高大、那么宏伟，甚至抢走了中央草坪上那棵椴树的风头。这树也许从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就在那里了，三百年来它温和地俯视着人们。他们逆着光走，在金红的暮色中，只看见它乌黑的剪影。一树的枝叶都在晚风中发出温柔而单调的沙沙声。随着他们走近，可以瞧见树冠下面伸出几条线绳来，在地上钉稳，构成许多个金字塔似的优美的几何形状。树上似乎还挂着些沉甸甸的果实，随风小幅摇摆，只是光线实在太暗，看不真切。塞缪尔眯起眼睛。如果能再走近些就好了。
“塞缪尔，继续走，”约翰察觉到他抬头的动作，平静地说，“别去看那棵树。”
他们走了过去。在小路上的某一处，塞缪尔看清了树上结着的不属于它的果实。他是一个细致的自然学者，也一并看清了果实穿着什么样式的衣服，甚至立刻就知道了果实的名字。那是安德留沙和他的祖父母。十天以前，他卖给塞缪尔五个鸡蛋，顺带赠送他一小块咸肉。
晚上，他洗过澡，除过虱，想起来要给文扎写一封信。应该从无关紧要的小事讲起：对，从古至今的人们都是这样做的。雨季还没有过去，这里的樱桃树长得很好，酸樱桃拿来做酱，配着奶油一起吃。他们的饺子边捏着很细的花，和我们的不一样……意大利的天气想必好极了，你们是不是常能缴获敌人的甜酒？罗莎正在我后方十公里的医院工作，我们都平安……亲爱的文扎……今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困惑的事情。
他坐在桌前；他的双脚深深地浸在泥水里。信已经写毕了，可是拿在他手中似乎会突然号啕起来。从打开的墨水瓶、照亮的烛火、窗下作响的草丛里，塞缪尔感到有不止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从来不必自找麻烦。他迟疑着，把信从那棵树往下的部分全部撕下来，夹在他的笔记本里，只留下讲到天气很好的部分。他理一理桌面，准备填信封。可是朋友部队的番号怎么也记不清楚了。
他感到一阵莫名的轻松，把上半张信纸也整齐地折好，稍一考虑，又改了主意，团起来投进了纸篓。或许改天他应该去见罗莎，她一定会愿意和塞缪尔聊聊他们还共同记得的东西。或许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