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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该料到学校图书馆永远不会有空位。
我抱着大包小包游荡了两个街区才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咖啡店找到一个窗边吧台位。
玻璃的反光让我头晕眼花，我还喝到了这辈子喝过最难喝的意式浓缩。
似乎老天觉得我的压力还不够大。
朋友认为我太封闭自我，真不知道这个指控究竟从何而来。
而我唯一证明自己没有因为学业变得无聊的方法竟然是在期末周陪同他参加一个安排在周中夜晚的地下演唱会。
他每隔两周就会爱上一个新的不知名小乐队。
和一群汗津津的，衣衫褴褛的人，挤在一个沾满口香糖，弥漫着大麻味的，没有窗户的混凝土方盒子里，让感官承受声光污染两个小时。
这不是一种消遣，这是一种消耗。
我从头到尾都不该信他的鬼话，休想再让我踏进那个六面体小盒子哪怕一步。
显然这个乐队的演出策划默认前排的观众都是聋子。
我耳鸣了一整个晚上。
我朋友倒兴奋得像吃了过量致幻剂，那只溺水小老鼠一样的主唱被音频线绊一踉跄的那瞬间我觉得他就要冲上台去把她抱起来。
回头想，我真希望他确实这么干了，这样我们就能理所当然被安保丢回地面，并进入该乐队的黑名单。
那个夜晚带来的的偏头痛怎么还在延续。
我朋友因为我对那场体验有所微词而无视了我的信息整整两天，直到我问他是不是死了，并提出陪他看电影他才终于愿意理我。
我收到他雀跃的回复时几乎是立即后悔了让步。
原来不喜欢某样东西竟是如此重罪。
那只小老鼠似乎很招人喜欢。
结果我的教授和那个主唱的母亲是同一个社区象棋俱乐部的成员。
我真后悔提到了那个乐队的名字，那个对于一个地下小乐队来说有点太狂妄自大的名字。
这货在这么多新上映的电影里偏偏挑中一部所有人物都比幼稚园小孩还要低智的恐怖片。
我发誓再也不和他一块看电影了。
家人问我租房的事情进展如何，我尽力了。
要么离工作室太远，要么完全不是一个刚毕业进入社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的。
教授说她可以帮忙问问她的邻舍们有没有靠谱的房源，虽然我对此已不抱太大希望。
至少工作室地板的睡眠体验比公园长凳好。
那名乐队主唱的母亲让我的教授转告我说：如果我不介意拥有一名室友，我可以搬进那个主唱的小公寓。
那间公寓有个带窗的储藏室，可以改造成一间小卧室，虽然采光不太好。
但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相较之下及其优惠的月租让人很难说不。
我打去电话，道了一百个感谢。
她拒绝了我递过的烟，我感到奇怪却没多想：“我以为纹身的人或多或少都抽烟”
她愣了愣，说自从她父亲因肺癌去世，她就再没抽过烟。
在我能对她道歉之前，她已经提起我的其中一袋行李，窜上了公寓楼狭窄阴暗的楼梯。
我的新室友的母亲是一位温婉端庄的女士。
这下我终于知道是谁遗传给了我新室友一双漂亮的栗色眼睛。
虽然那个做女儿的找了个拙劣的借口脱逃得无影无踪，但我能看出她们心底其实爱着对方。
她是一位坚强的母亲，一位实干家，总是奔波于不同目的地的商务旅行之间。
即便如此她仍抽空与我见了一面，她说她的棋友，也就是我教授说我完全没有不良嗜好，还请我多关照她的女儿。
要么是我掩饰得太好，要么是我教授对不良嗜好的定义有所误解。
她喜欢别人叫她Mary，真是个俗套的艺名，对于一个如此独特的乐队的主唱而言。
我第一次见她时就猜到她不是英国人，她的口音不是。
地下室的廉价麦克风让我没能意识到她其实有一副颇具魅力的嗓音。
她说她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
Mary几乎是哀求我教她做饭。
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人过去这些年到底是怎么把自己养活的。
至少她学得很认真。
除了爱在大半夜悄悄搞鼓她那台小电钢琴外，她还算一个可接受的室友。
有时我夜里走出房门，会看到她窝在客厅沙发里，戴着连接电钢的耳机，对着那些看起来都一样的的黑白按键一顿敲打。
这是一个有点诡异的场景，她是在创作音乐没错，但没有带上耳机的人只能看到她或沮丧或欣喜的表情，听到塑料碰撞发出的哒哒声。
我通常不去打搅她。
除非她非要我做她新作的首位听众。
夜深人静，我们只好挤在一起，把各自一边耳朵尽可能地贴近那只头戴式耳机。
自从我朋友得知我和他最喜欢的乐队之一的主唱成为室友一事并不是我突发精神异常的胡言乱语后，便再也不乐意让我清净即使一个小时。
“她下周在卡姆登的演出，你会去吗”，“真羡慕你获得了永久内场特权”，“我都跟你说过她很可爱”，“还记得我当年废了老大劲才把你拖进东伦敦的那个地下室”，“听说她有腹肌，真的假的”,“你有没有问过她手上的纹身都有什么含义”，等等等等
恐怕不能让他和Mary之间的直线距离少于3米，他的好奇心足以活吞了她。
Mary的乐队成员出于某种契机见过我的作品后，纷纷表示很想认识我。
“如果你有没用的样品能给他们一些，他们会很开心的”，Mary说。
呵，算盘打得啪啪响。
我去了卡姆登，站在后排。
挂着乐队工作人员胸牌，这样我就能在场馆内随意走动而不被安保质问，缺点是需要每七分钟回答一次洗手间在哪里。
Mary原本想把我放到第一排。
“这样你就能看清你的作品，而我也能第一时间找到你”，她说。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一味重复我的耳朵有点受不了前排的音响。
直到我保证会朝她挥手，会从开场一直挥到她发现我在哪为止，她才摆回那张犯蠢的笑脸。
我朋友越来越戏剧化了。
我只不过是如实说Mary刚洗完澡的样子更可爱，他就指责我图谋不轨。
还又提起当年那晚我如何如何不感兴趣，如何如何扫兴。
或许如果没有复习压力，音响质量好一些，我那时能试着享受一点。
我打算下次见面时再告诉他Mary真的有腹肌，看他嫉妒得死去活来的脸色。
朋友开始打趣说唯二能找到我的地方除了工作室就是Mary的演唱会现场。
他显然是忘了我其实有一个稳定的住处，虽然他被我严令禁止一声不吭就出现在我们公寓门口。
至少两人正式见面时他在Mary面前表现得还算正常，我是指正常狂热粉丝的那种正常......疯狂的握手，轰炸式示爱......没有提到洗澡或者腹肌等怪异词汇。
我可不想为此谋杀一位多年好友。
工作室在资金周转方面遭遇困难，我和同事都对未来焦头烂额。
我昨晚喝了太多太多酒，说了好多胡话，可恶的宿醉害我的记忆只剩细碎模糊的片段。
按Mary所述我没有抖出太多糗事，只不过提到了某家咖啡店的名字。
Mary说她也去过那家咖啡厅，乐队的前鼓手就曾在那家店兼职咖啡师。
我问她的前鼓手是不是走了后门，因为那家店的咖啡难喝得我差点没赶上作业死线。
Mary笑得整个人挂在沙发扶手上。
“所幸你没有被一杯小咖啡撂倒，最终按时提交了作业，顺利以一等学位毕业，进入独立工作室，然后成为我的室友，不然我们可能会错过这一辈子。单凭你对我的演出的第一印象，你绝对不会主动再见我哪怕一面”
好吧，我必须承认Mary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Mary被认出的次数变得越来越频繁。
我被迫开始习惯和她走在街上，被随时不知道从哪条砖头缝里蹦出来的，自称粉丝的人拦截。
等那些人欢天喜地地表达完对她的喜爱之情，然后带着狐疑的眼神转向我时，Mary会说：“这是Sam，我们的特邀服装设计师”
即使我们早已是成年人，我却感觉更像个背着父母干坏事的中学生。
Mary今天忽然随手甩给我一块新胸牌，不过比原本那块无名无姓的临时工作证多了两行字：
Sam Anselm
Fashion Designer
所以不再是“特邀”服装设计了？你打算不询问我本人的意见就塞给我一份稳定工作？我半开玩笑地问她。
她似乎被吓到了，结结巴巴地连声道对不起。
我察觉有什么不对便逼问了几句。
她看起来很犯难，但最终招供说我那晚醉的一塌糊涂时可能轻微表达了一下对工作室的担忧。
这个大骗子。
她那时第二天口口声声向我保证我在工作方面什么都没泄露的。
我需要考虑一下。
我的条件是Mary必须穿我设计和制作的任何东西。
她答应了。
她看起来好兴奋。
她的经纪人约见我后续当面详细商榷更多工作事宜。
今天是她的生日。
Mary今天跟疯了一样，一进门就踢掉鞋子窜上沙发，好险没把我摊在茶几上的稿纸掀得满屋都是。
她说她得到了一个为某位巨星的巡演做暖场嘉宾的机会。
我从没见她如此开心过。
她生来就属于聚光灯下。
那场演唱会很棒，Mary不出所料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喝彩。
可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缺一点象征意义上的什么东西。
我们参加了世巡伦敦站圆满结束后的庆功宴。
准确来说，是她受邀参加派对。
随着乐队成员变动和各种难以协调的现实问题，她现在更常被视作一个独立艺人而不是乐队主唱了。
于是她的宴会随行人员慢慢只剩下我。
占有欲对我是一个令人窝火的陌生新概念。
她吻我，嘴里却像念咒：“谢谢你帮我分担房租，谢谢你教我做饭，谢谢你听我的音乐，去我的演出，给我做衣服，送我新电钢......谢谢你为一个普通室友戒烟”，她挤眉弄眼，笑得很欠揍。
Mary的头发很柔软，乌黑的，披散在苍白的肩头。
她问我还记不记得她那头乱糟糟的精灵短发。
我想起当年在朋友面前形容她像只没抖干水的小老鼠，惹得他跟我吵嘴。
我肯定是又没憋住笑，因为她的后脑勺挣脱了我的掌心。
她用手肘微微撑起上身，歪着头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然后岔开了话题。
还是不要让她知道这些无关紧要的往事为好。
不然她分分钟又要皱着眉头说出类似“就算是老鼠也是你的老鼠”这种委屈得要命的肉麻话。
我已经听过狗的版本了，无意再听一遍老鼠的版本。
她喜欢牵手，拥抱，接吻，做爱。
正巧我也喜欢。
Mary说我的房间本来就是储藏室，现在又要变回储藏室，也算始终如一。
尽管我们心照不宣地一致同意留下那张单人床，以备不时之需。
“为什么我不早点把你拖上我的床，反正这张床够大，而且我只爱睡靠墙一边”，她困兮兮地说。
我原本想讲点小笑话，例如我们那时只是普通室友。
但她打了个大哈欠，这种时候还把她的睡意逗跑会不会太邪恶了。
我闭了嘴，只说真遗憾，都是她的损失。
她没反驳，却乱动了好一阵才消停，直到她终于找到舒服的睡姿，不一会便睡着了。
我适应床伴的速度显然没她迅速，毕竟我要适应的是一只野蛮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围捕，而她要适应的只是一个人形恒温抱枕。
我们商量了许多有关搬家的事，和她的经纪人，她的公关，还有她的团队成员们。
我也认同搬去纽约会对她的事业发展有所帮助。
Mary的母亲联系了一位的老朋友，为我们在布鲁克林找到了一套可爱的小房子。
哦，只是，我真的会很想念伦敦。
看着这间小公寓里熟悉的一切被装进印着搬家公司标识的纸箱子，难免有点感慨。
但也有兴奋。
有谁不会为搬去纽约而兴奋？
我在收拾整理学生时期的旧物什时发现了一件样品，一条扎满长钉的皮带。
它原被设想为一条项圈。
我如今才意识到，它是一顶冠冕。
我拎着它冲进房间，Mary差点被穿了一半的休闲裤绊倒。
她脸红得厉害，大叫：“Sam你又不敲门。”
我心想反正现在也是我的房间了，有什么好敲门的。
忽略勉强遮盖躯干的旧乐队周边T恤和被弃置一旁的休闲裤，我无法停止回想Mary戴上它的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我此生最骄傲的作品。
要像圣人的光冕。
像圣女贞德。
人终究不过是荷尔蒙驱使的动物。
家人朋友很关心我们在纽约的生活，我安抚他们不用担心。
Mary在这里如鱼得水。
我也尝试着建立私人工作室，赚点外快的同时顺便打打名号。
如果她有个人的外地行程，她会雷打不动地给工作室寄花，有时附上装模作样的手写信，有时则只是简单署名。
我忙碌时总是很期待收到她的花和信。
她没有安排的时候，我的私人工作室就成了她的安排。
她会窝在角落那张我们在皇后区二手家具市场淘回来的沙发床里，看书，或者偷看我。
她说她喜欢我给她做衣服，喜欢我为她穿衣。
我回家晚了，还不小心吵醒了她。
Mary说她从录音室回来路上绕去下城打包了我喜欢的那家泰餐，想给我个惊喜。
她嫌我这些天在工作室一待就没日没夜。
我保证明天一定准点放工回家。
Mary实在是太容易被讨好了。
她站在舞台上，受千万人崇拜和景仰。
她确实是我此生最骄傲的作品，Mother Mary。
她有意躲避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忽然之间我们仿佛从不真正相识。
仿佛我从未认识她。
记不清这个旧本子被撕去了多少页，似乎比印象中薄了几近一半。
数不清这是第几次重新试着写日记，试着记下一点不痛不痒的流水账，妄图缓解岁月流逝的钝痛。
但我的纸笔仿佛着了魔。
我尽量不去回看，不去回想那些见不得光的悔恨和幻想，就让它们静静躺在上锁的皮箱里，或变成又一团揉皱的，垃圾篓底部的废纸。
我无数次，无数次，梦见她。
伦敦变得好陌生。
这让我恶心。
我在去郊区看一栋出售的老宅路上鬼使神差地兜到了那间旧公寓楼下。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期望些什么。
那间公寓早就住进了新租户，窗台摆放着我不认识的植物。
我想起她和我养过的一株碟豆花。
明天我要敲定老宅后院的旧谷仓的改造计划，然后面试一位新助理。
我希望最大限度保留谷仓原貌，只做维护维修和必要的翻新。
如今光靠我一个人和几位临时帮手的朋友根本忙不过来了，我正在筹备组建一个正式团队。
Hilda看起来很有潜力，热忱且心怀憧憬，让我想起刚毕业那时的自己。
朋友说他有一张多余的前排票。
而且她，Mary，将作为领衔艺人参与演出，他说。
她是瘟疫，是恶性肿瘤。
牙科诊所是一场灾难。
我的床上全是血，暗红从床头蛇行至床尾，把端茶进来的Hilda吓了一大跳。
但是我感觉好多了。
真心笑话自己怎么花了这么多年才醒悟，她不配。
不配我的时间和精力，不配我徒劳的念想，更不配我的爱或恨。
我决定不再写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