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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隆生睁开眼的时候，鼻子里唯一能嗅到的，还是那股混合着碘酒和污血的腥气。
这味道傅隆生闻了十多天，从第一晚的无法入眠到现在，鼻子里的神经末梢像是彻底被腌过了一遍，已经分不出这是好闻还是难闻了。他躺在窄小的行军床上，身下的褥子薄得几乎能感觉到床板在硌肉，草坯的房顶被东南亚独有的暑热湿气熏成深褐色，墙角还有几处地方在缓慢向外渗潮，把泥地洇得湿漉漉，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养伤的病房。
如果不是床侧靠的墙上还开着扇小窗户，能向外通风，他一定会相信，哪怕是蹲过苦窑的大圈仔和古惑仔，也在这里待不了半晌就会被逼疯。
至于这扇小窗户，其实也就是在土胚墙上挖出来的一尺见方、嵌着木窗框的土窟窿，窗框上的绿漆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朽烂发黑的潮木头，虚掩的窗板被一根生锈的铁钩撑开了大约十公分的缝隙。傅隆生倒是很希望现在能从外面透进些阳光来，可惜缅甸正值雨季，只有一种灰蒙蒙的、像是浸泡在水里的光线，能勉强让人看清这间屋子里的大概轮廓。
他侧过头，用余光扫了一眼整个房间，墙角堆着几只落满灰尘的塑料桶，桶身上还贴着手写的缅文标签，旁边是一只掉了漆的木柜，柜门早就因为木料吸潮膨胀而关不严实了，从缝隙里能看到里面码放整齐的纱布卷和几大盒药品，木柜上还放着盏款式格外老旧的煤油灯，灯罩上积了一层黑色的烟垢。
这就是他在过去十多天里的全部的世界。
床板咯吱响了一声，傅隆生撑着床沿坐起来，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烟卷，那是他在仰光上岸时从一个掸族老头手里买的土卷烟，烟丝里掺了麻叶，烧起来焦臭，抽着却很有劲，在这具被疼痛和低烧持续消耗的身体里，它成了一种难得的安慰。
他把烟卷叼在嘴角，左手摸过床头的打火机，嚓地一声点燃。
烟气刁钻冲肺里的瞬间，脖子上那道火辣辣的刺痛伤口像是被一只温热的掌心抚过，尖锐的痛觉被钝化成了一种闷闷的胀感，不至于消失，但至少可以忍受了。傅隆生慢慢吐出一口烟，白色的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散开，像缓慢游动的水母，直直飘到房顶后才消失不见。
傅隆生把烟卷从嘴角取下来，夹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之间，保持着一种近乎刻意的松弛状态，他垂着眼睛凝视烟头上那颗暗红色的火星，看它缓慢蚕食烟纸后留下灰白色的烟灰。
他在想自己的名字。又或者说，曾经的名字。
陈重山。
这个名字跟了他四十多年，从他在九龙城寨旁边的铁皮屋里出生，到他在街面上混出名头，再到他成为O记和CIB联合行动的头号目标——这个名字贯穿了他所有的过去，像一根钉进骨头里的钢钉，拔不出来，也断不了。
但现在，他必须把它拔掉。
陈重山这三个字，在香港的档案系统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红色标记。任何与这个名字产生关联的人、事、物都会被调动出足以碾碎一只蚂蚁的资源来进行调查，只要他还在用这个名字，他就永远是一条被拴住了尾巴的狗，无论跑多远，香港警方都能顺着那根绳子把他拽回来。
所以他不能再叫陈重山了。
在仰光上岸之后，在等待被送往这家地下诊所的那两天空隙里，他替自己想了一个新名字。
傅隆生。
傅，取自他母亲娘家那边的姓氏。他的母亲姓傅，广东新会人，在他十四岁那年死于肺痨，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他一个人。他记得母亲最后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山仔，你以后别学你老豆”，但他还是学了，而且学得比他父亲更彻底、更精明、更不留痕迹。
选择这个姓，不是因为怀念，陈重山从不怀念任何人，而是因为这个名字需要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的锚点，如果一个假名连使用它的人都记不住，那它就是一个失败的假名。
隆生，则是他从一张仰光唐人街的旧报纸上随手翻来的两个字。那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讣告，死者名叫梁隆生，据说是当地华人商会的副会长，在仰光颇有名望。其次他觉得隆字很好，有兴盛之意，生字则更不言自明，两个字连在一起，听着就是个正经商人的名字，安稳、体面、不会引人注目。
傅隆生。
姓与名之间还带着一点隐隐的怀旧意味，让人听了觉得这是个念旧的人，是个有根底的人，是在某处有家业的人。
这些当然都是假的。
但假话只要说够了一千遍，就自然会有人信，这是他从二十岁出头就深谙的道理。他不需要那些见过他的人喜欢他，只需要让他们不会对他产生怀疑，而一个听起来顺耳、看起来体面的名字，比任何一种复杂的伪装都更能打消旁人的疑虑。
而香港警方也一定会沿着“陈重山”这个名字继续追踪他的一切社会关系、财务状况、过往行踪，如果他再使用这个旧名字，哪怕只是在某个不起眼的场合里用过一次，都有可能会成为一条被捞出水面的线。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在东南亚，任何一个收了钱的线人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想起“仰光有个香港来的陈生”，然后把这个消息转手卖给任何愿意出价的人。
改名就是为了切断这条线。
但傅隆生心里清楚，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
如果他只是想隐姓埋名，想在某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缅甸北部的山区、老挝的某个村落、柬埔寨的边境小镇，这些地方有的是可以让他从人间蒸发的角落。
他手里还有些钱，虽说不算多，但也足够在一个生活成本极低的地方买一间屋子、开一间杂货铺、像一个普通的退休中年男人那样活到老。他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身份，从此不再和“陈重山”这三个字产生任何联系。
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当然也是最窝囊的选择。
傅隆生把烟蒂从嘴唇间取下来，用两根手指搓灭了那颗火头，然后把它放进一只早就准备好的小型密封袋里，袋子里已经有了四五个同样被掐灭的烟蒂，从那个掸族老头手里买的土卷烟还剩下三支。他不是什么会沉醉在麻醉快感里飘忽其然的瘾君子，每隔两三天才抽一支，用来压下伤口火辣辣的刺痛，和新肉生长的瘙痒。
他早就习惯了不留下任何可以被追踪的东西，即使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缅甸村庄里，他依然保持着这种在普通人看来近乎偏执的谨慎。他不知道CIB的追踪能力到底有多强，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提取到了自己的DNA样本，不知道香港警方是否已经和国际刑警组织或者金三角当地的警方建立了信息共享。他知道的是，任何一个可以被忽略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一条通往他藏身之处的线索。
但在这个密封袋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等着傅隆生。
他到底想做什么？
是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一样找个洞穴躲起来，安静地舔舐伤口，直到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然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傅隆生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像是连他自己都在轻蔑地鄙夷这种想法。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就此消失。
香港，或者说整个港澳地区，他用了大半辈子才摸索出来的关系、那些消息渠道、那些洗钱的水房，都是他用时间和风险一点一点垒起来的，不是一辆运钞车，一家金店所能比较的。他可以在缅甸躲上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但他迟早要回去。
不是“可能”，是“迟早”。
避风头。这就是他对眼下这段处境的全部定义了。不是逃亡，不是流亡，不是退隐，只是避风头而已，等风头过了，他还是要回去的，以傅隆生的身份回去，而不是以陈重山的身份。
这段时间里，他在脑袋中反复推演过了全部计划。
首先是身体上的恢复，这道脖子上的伤至少还要一个月才能拆线，完全愈合则需要更久，但不需要等到完全愈合，只要能正常吞咽、正常活动、不再发烧，他就可以离开这个村庄。
然后是身份上的准备，他在仰光经营多年的下家手里已经办好了一套完整的假证件——缅甸护照、身份证、驾照，名字是傅隆生，照片是他本人多年前在仰光拍的，但经过了后期处理，看起来和通缉令上那张脸至少有三到四成的差异，不过这套证件经不起太严格的审查，但应付普通的海关和边检应该足够了。
接下来是路线，他不能直接飞回香港，风险太大。他需要选择一个中间点，一个不需要严格边检的跳板，一个能先把身份养一段时间，让这个新名字和这张新面孔在各种不起眼的场景下留下一些不起眼的记录的地方。住店、吃饭、坐车、购物，让这些零散的痕迹慢慢积累成一个模糊的、经得起粗浅审查的存在证，然后再从这个跳板辗转进入澳门，或者从陆路进入深圳再转往香港。
整个过程至少需要半年，也许更久。
他不着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可以在半年内重新建立一个身份，再用半年重新让这个身份回到正轨上。
傅隆生把密封袋封好，塞回枕头下面的防水袋里。这个防水袋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张用缅文写的假身份证，身份照片里的他头发剃得很短，眼神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疲惫的中年商人；还有一小叠缅甸央行发行的纸币，面额不大，加起来大概值两百港币左右，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应急资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还有一枚旧的不锈钢钥匙，是他以前在元朗一处安全屋里藏匿应急物资时留下的，那处安全屋的位置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包括那些曾经和他最亲近的同伙。
这些是他和“回去”这个念头之间仅剩的联系。
他重新靠着枕头躺了下去，床板的每一次吱呀声都让他条件反射般地绷紧全身肌肉，不全是因为疼痛，这种意料之外的声响在他看来是种失控的征兆，他不喜欢任何超出预期的事情，即使只是身下一块木头因为压力而发出的声响。
窗外远处传来闷雷一样的声响，连续不断，像是有拳头在将大地当做块巨大的鼓皮捶打。
那是炮声。
昂山素季的军队和同盟军在距离这里不到三十公里的地方已经连续交火了半月有余，每一天都有炮弹落在村庄附近的田地里，每天都有人从更北边的地方逃过来，带着他们仅剩的家当和满脸的恐惧。
傅隆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战事刚开始的时候被送到这里的，他到达的那天晚上，这个村庄还在停电，那位黑瘦的缅甸医生打着手电筒给他做清创缝合，手电筒的光在他脖子上晃来晃去，把那个被铁钩撕开后又用船上的针线潦草缝合的伤口照得像一张正在哭泣的嘴。
傅隆生不记得那天晚上自己有没有喊痛。应该是没有的。
他下意识摸了摸脖子，手指隔着纱布按压下去，感受到底下的皮肤传来一种不太正常的温热感。纱布下面缝了三十几针，那位地下诊所的医生拆开第一次给他缝合的线之后，皱着眉头用缅语骂了一句什么，然后重新清创、切除坏死的组织、用新的缝合线重新缝了一遍。
他知道第一次在船上的缝合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创面没有清理干净，线脚打得乱七八糟，有几处用来吸附渗液的东西甚至还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棉絮攒成的。
那是傅隆生自己缝的。
在那艘装满偷渡客的货轮上，他用从船上药箱里找到的一根弯针和一小卷黑色缝合线，对着船舱里一块碎了一半的镜子，硬生生将脖子上那个被铁钩撕开的口子扎了起来。他没有麻药，没有止血钳，甚至连一把像样的镊子都没有，只能用指甲掐着弯针，像缝麻袋一样把破裂的皮肉一层层捏合、穿刺、收紧、打结。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四十分钟，他中间因为疼痛晕过去了一次，醒了之后继续缝，直到最后一针打完，他才注意到自己握针的右手抖得停不下来。
这并非恐惧，只是纯粹的生理反应，他的身体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你给了一个正常人类不应该承受的刺激。
傅隆生也还记得自己在香港葵青货柜码头的最后一天，那是CIB和O记离他最近的一天，也是狗头咬得他最紧的一天，他终于让这条追着自己脚步的寻血猎犬变成了死狗。
其实也就差那么一点，他就会彻底留在香港。那枚悬挂起来的生锈铁钩几乎扯断了他的喉咙，温热血浆滋溅而出，追在背后的两名CIB跟踪队队员显然是两只青涩的菜鸟，见血的第一时间不是上来按住他，而是站在原地像受惊似的愣怔住。
就是这几秒愣怔给了他一线生机，傅隆生捂住暴露在外的气管，从皮包中拔出装了消音器的手枪，两人完全没有想到，目标在受到如此重创后居然还有反抗能力。而他也几乎没费什么功夫，甚至没惊起几只落在旁边船桅上觅食的水鸟，葵青货柜码头上就多了两具头部中弹后只会微微痉挛抽搐的尸体。
随后他就发动了这艘改装过的舢板船驶出了码头。
有一艘从香港运货到仰光的货轮按照惯例会在那天下午三点离港，他赌的就是这个惯例。如果货轮准点出发，他开出五海里左右就能追上，但一切都是未知数，如果CBI联手海警封锁了全部港口，那么海面上能有的...就只会是荷枪实弹的冲锋艇。现实不会给他太多选择，留在码头上，迟早会有人发现尸体，乘坐舢板船出海，他也有可能因为失血死在海面上，面对死局，他只能放手一搏，他要拿自己的命来下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赌注，他要赌货轮会准时离港，赌他能在大海上追上它，赌船上的人会为了钱把他捞上去。
他赌赢了。
在舢板船开出大约四海里的时候，船底的木板发出了一声不祥的断裂声，彼时，他早已因为失血过多，眼睛里冒出了点点闪烁白光，饶是如此依旧强撑着低头看了一眼，却发现浑浊海水正从木板之间的缝隙渗进来，速度不快，但足以在二十分钟内让这艘船不能出远海的小船彻底沉没。他没有停船，也没有减速，而是把发动机的油门推到了底，只为让这艘残破的木船以它能够承受的极限速度冲过最后一段海面。
终于，在水快要漫过小腿时，他看到了货轮的船尾灯。
那是一盏昏黄的、在暮色中显得有些孤独的灯，它就挂在货轮的尾舷上，随着波浪微微摇晃。傅隆生在看到那盏灯的瞬间，做出了一个判断——货轮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慢，这意味着它可能正在等待什么，或者船上出了什么问题。无论原因为何，这对他是有利的。他调整了方向，让舢板船从货轮的右侧靠近，同时用左手捂紧了脖子上的伤口，防止血迹在船体上留下太明显的痕迹。
其实到了那个时候，他几乎浑身上下都是血了。
灰色的针织羊绒衫前襟被浸透成了深褐色，长裤上也溅满了大大小小的血点，他的左手从指缝到手腕都是黏糊糊的，指甲缝里塞满了已经开始凝固的血块。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活人，更像是一具被凶手匆忙搬运的尸体。
货轮上的三副是个四十出头的潮州人，姓林，在海上跑了快二十年，什么场面都见过。在听到船体有被敲击的“咚咚”声时，他就用手里拎着的手电筒，从货轮的舷侧照下来，光柱先扫过傅隆生的脸，然后落在他捂住的脖子上，最后定在他另一只手上握着的沾满血迹的手枪，他刚刚就是用这个来砸船的。
林三副没有说话，手电筒的光也没有移开。
傅隆生也没有说话，只是仰起头看着那个站在舷梯上的男人，脖子上的伤口被这个动作牵动，又有新的血液从指缝间渗出来，顺着他的手腕滴落在船板上。但他就那样抬着头，用一种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平静的目光看着林三副，仿佛在问一个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的问题。
林三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手电筒关了。
“上来，”他说，“快。”
傅隆生知道，林三副之所以那么痛快地让他上船，不是因为同情，又或是什么江湖道义，甚至不是因为那把枪。原因比所有这些都简单，也都要肮脏，林三副的货轮上藏着十六个从福建偷渡出来的中国人，他们蜷缩在底舱的货箱夹层里，每人付了八万块钱的偷渡费，林三副必须把他们安全送到仰光。如果他拒绝接收傅隆生，傅隆生完全有可能为了不被发现而朝他的船开枪，枪声会引来海警，海警会搜查他的船，十六个偷渡客就会被发现，那他这笔超过百万的生意就全泡汤了。
接收一个重案犯的成本，远远低于和他对抗的风险。
这就是傅隆生对人性的一贯理解，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意承认。他从不指望别人的善意，也不相信所谓的江湖道义，他只相信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对他人心理的揣摩。林三副会让他上船，不是因为他看起来可怜，而是因为拒绝他上船的代价太高。
在他还沉浸于回忆中时，房门被推开。他的身体绷紧了一瞬，随后在看清楚来人的瞬间又放松了下来。
是觉温。经营这家地下诊所的缅甸医生。
觉温是个五十岁左右的黑瘦男人，缅族，据说曾经是从仰光医科大退学的学生，具体为什么退学没人说得清楚，他自己也从不提起。他的医术在正规医院的医生眼里大概只能算是不入流的水平，但在这片军阀混战、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交替控制的土地上，他就是这方圆百里之内最接近“医生”的存在。
他的收费高得离谱，换一次药要收相当于港币三百块钱的费用，而在缅甸，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大概也就这个数字。但就像傅隆生对人性的一贯理解一样，觉温的高收费是有原因的，他从不问病人的身份，从不登记任何个人信息，从不把病人的存在告诉任何人，包括来这里搜查的各类武装人员。
这就是傅隆生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在这里，钱能买到的不只是医疗，还有沉默。
觉温手里端着一只搪瓷托盘，盘子里放着纱布、碘酒、棉签、一把生了锃亮的手术剪和一卷新的医用胶带。他把托盘放在床边的木架子上，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嘴巴一直没停过，用夹着浓重缅甸口音的汉话絮絮叨叨地说着今天外面发生的事。
“…政府军今天早上又往北边运了三卡车的弹药，我亲眼看见的，那个卡车司机是我老婆的哥哥，他说指挥部的意思是这个星期之内要把同盟军赶到萨尔温江以东，我看够呛，他们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同盟军前天晚上还摸到了他们第三旅的营地外面，炸了两辆装甲车…”
觉温絮叨着，给器械做了简单的消毒，然后开始拆傅隆生脖子上的纱布。昨天才换过的药棉，今天就因为组织液渗出凝固的原因，将纱布和他脖子上的皮肤严丝合缝地粘连在了一起，觉温没有用生理盐水浸湿纱布再揭开的耐心，他直接捏住纱布的一角，干脆利落地嘶拉一扯。
傅隆生的身体纹丝未动，他的面部肌肉甚至没有因为这个动作而产生任何可见的变化，只有瞳孔在瞬间收缩后又回归了自然，甚至连手指都没有颤抖。
觉温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见惯了各种伤员的医生才会有的那种平静的惊奇。他见过太多人在换药的时候尖叫、流泪、挣扎、甚至晕厥，但这个男人从来没有任何反应，从第一天到现在，每一次换药撕扯纱布的时候，他都是一样的表情——没有表情。
“长得不错，”觉温用镊子夹着一块碘伏棉球，粗鲁地擦拭着那道伤口周围的皮肤，“炎症比昨天好多了，你看，这里，还有这里，原来都是黄色的，现在变成粉色的了，这是新生的肉芽组织。”
傅隆生垂着眼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不需要觉温的乐观评估，他自己每天都会在换药前后用那面巴掌大的镜子检查自己的伤口，他对伤口的了解比觉温更细致。他注意到伤口的渗液已经从浑浊的灰黄色变成了淡黄色，气味也从腐臭味变成了碘酒味，体温从三十八度四降到了三十七度六，这些指标都在告诉他同样的事情，他在好转。
觉温重新给伤口敷上新的药棉，用胶带固定好，换下来的旧纱布和棉球会被收进塑料袋里，然后拿出去烧掉。傅隆生照例从床头那只已经瘪了不少的皮包里点出一沓缅币，递给了觉温。
觉温接过钱，用手指捻了捻，确认了厚度，脸上露出一种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同时也露出了一口被槟榔和荖叶染成暗红色的牙齿。在这种地方，没有什么比实打实的钞票更能让一个医生感到高兴的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钱对折，塞进衬衫口袋里，然后拎起那只装着废弃物的塑料袋，端着搪瓷托盘推门离开。
傅隆生拉开怀里这个皮包的夹层，里面是他在仰光托下家过了一手水房的钱，三叠美金，每叠一万，都是不成连号的旧钞，用橡皮筋扎着。还有两叠港币，每叠是两万左右，同样是散钞。还有一些零散的泰铢和缅币，另外还有几张不同名字的身份证件和银行卡，分别对应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的离岸账户。
这些钱放在平时，大概只够他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城市舒舒服服过上一年，但现在，他需要用它来买命。
觉温的地下诊所对他们这种人，收费是一个星期五百美金，这个价格放在香港大概只够看两次普通门诊，但在这里已经算得上是天价了。除此之外，他还要付给仰光那个帮他安排藏身之处的下家每个月两千美金的报酬，这笔钱是用来购买“安全”的——那个人会帮他留意香港方面的消息，会在必要时帮他联系新的落脚点，也会在最坏的情况下帮他安排一条离开缅甸的路线。
傅隆生拉上皮包的拉链，把它重新放回床头那张摇摇晃晃的木头凳子上，他用手指轻轻掀起窗板看了眼外面。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那条窄巷对面的人家点起了一盏昏黄的灯，灯光从破损的窗户纸里透出来，在对面的墙上投模糊的亮斑。远处炮声的频率比白天要高了一些，也许同盟军是在组织夜袭，也许只是双方在用火力试探对方的防线。不管怎样，这些事情都与他无关，他只是这个村庄的过客，等伤口拆了线，等到他的身体恢复到可以承受长途跋涉的程度，他就会离开这里，去往下一个他为自己选定的藏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