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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并不稀松平常，它在历史上有原型，以及它正巧也发生在我身上。写完后我会把它刊登在任意的报纸或者杂志上，有没有人看倒是无所谓，你只需要知道你是第一个读者，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的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可以继续往下读。
开始故事前，我需要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全名Gabriel Lourenzo Botelohe Oliveira，出生于巴西，是博托莱托家族的一员【1】——如果你对巴西历史有所了解，那么你会发现我家族的发展史几乎等同于巴西历史。你是否了解我的家族并不影响你继续看下去，因为我注定不如先辈那样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或政治家。
作为这个庞大家族的小儿子，被给予的选择大部分都没有生命危险，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喜欢上了最危险也是迷人的那个——做飞行员。如今回想起来，或许我爸第一次把婴儿的我抱到那架飞机前的时候，他就该预料到这个结果。
总而言之，经过一系列训练，十八岁那年我成为了一名飞行员——也是这一年，战争爆发。我做了大概两年战斗机试飞员后，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上级对我飞行技巧的肯定，我跟随远征军来到了这个距离家隔着一个大西洋的地方。
之后就到了故事的开头，那天我的飞机坠毁了。记得那时我正驾驶着527号飞机完成日常巡视任务，我正和边上那只鸟打招呼呢，飞机引擎被炮还是什么东西打到，巨大的冲击力让我物理意义上感到天旋地转。下一秒，527号开始失去控制，再下一秒，我和527都由于地心引力真的向地心冲去。
操他妈的战争和协约国，我暗骂道。但幸好我能跳伞，还不至于粉身碎骨。唉，再见了527。我在心里和他告别。
Deus te abençoe，上帝保佑527，当然了，也要保佑我。
如果你从万米高空跳过伞，跳到一半伞还被子弹打中，你一定会和我一样狠狠咒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有日本的那个什么天皇。
我几乎是和流星一样划过天空，然后砸在一片草地上。意识缓慢恢复后，我的大脑马上检查了自己的脑袋、四肢、包括腿之间的那个玩意儿，所幸他们都好好的，没有离开我。我的手不太听使唤，可能是骨折。除了全身疼以外，这具躯体并无大碍，我明白需要赶紧离开，然后找个能发电报的地方联系指挥部——因为我不觉得攻击527和 那可怜的伞的是什么好人。但是还没等我爬起来，大脑正和腰商量着能不能动一动的时候，就有群德国士兵向我冲来。他们拿枪对着我、把我围住、喊着我听不懂的德语单词、看到我飞行服上的巴西国旗、激烈的喊叫一番、迅速把我逮捕、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拖着我往前走。
耶稣啊，我降落到了德军后方。
该死的法西斯走狗把我押到了附近的监狱，他们先是把我揍了一顿，然后和丢垃圾一样把我丢到牢里。之后的几天，他们试图审讯我，却发现我的英语一团糟，所以他们只能把我再打一顿丢到牢房。后来他们应该是和上级发了电报，然后上级再和上级的上级发电报，诸如此类吧。也能理解，如果我们抓到了一个飞行员战俘，也会这样和上级汇报。但他们严谨过头了，我等了三天还没等来处置我的命令。牢房里的饭只能勉强维持生命体征，与此同时我感觉我那可怜的肋骨也断了。新伤叠旧伤，真怕不等他们汇报完我就疼死在牢房里，或者饿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遇到了霍肯伯格。那天可能是星期五。天知道为什么这群德国人不是找来医生也不是请来上级，而是叫了一个翻译——对，一个会葡萄牙语的德国人。我浑身上下痛得要死，不知道这时候找来一个会说家乡话的德国人有什么作用。况且他看上去年纪比我哥还大。“天呐，你们真的要让他在这种情况下受审吗？”霍肯伯格说。我那时没听懂他说的什么。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么想着，然后晕过去了。
待我幽幽转醒，身上已经被缠满了绷带。“你还好吗？还能说话吗？”这是霍肯伯格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当然是葡萄牙语。他搬了个椅子，坐在床边。
“我浑身疼。”我回答他。“这很正常，你断了两根肋骨、盆骨骨裂、脚踝扭伤，手也断了。好吧，他们打你了？”他们，所以他不是军队里的人？我思考了一会，回答他：“大概就是我跳伞的时候被击中了，从高空自由落体到地上又被打了一顿。”“哦...”他撇撇嘴，“还好我来的比较及时。”
“是你叫的医生吗？谢谢。”我艰难的转过头，看到了一张典型的德国脸。面前这个蓝眼睛金头发的男人纠正我：“准确来说不是我叫的，但确实是我说让医生来的。毕竟你晕过去就什么都问不了。”
“我们现在这是审讯吗？让一个动不了的人躺在床上回答问题。”
“不是审讯，这只是我的工作，公事公办。”
“你是他们的翻译？”
“差不多，遇到像你这样语言不通的——”他停顿了一下，花了点时间找措辞，然后艰难的把那个词语说出口，“敌人……？会叫我来，额，协助一下。”但我想我没有什么情报能告诉他。我应该有吗？能说我摔出脑震荡失忆了吗？
“他们想知道什么？”我试探性的问他。我这才发现他拿了一个本子。“一些关于飞机和你们军队动向的问题。我看不太懂，他们给我列了个单子，叫我按照这个问你。”
“如果我说我不知道呢？”
“他们应该会再把你打一顿，之后叫医生给你包扎，接着过几天再打你一顿，循环这个过程，直到你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他描述的很平淡，像是见过无数次。
“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我叹气道：“我是个开飞机的，只知道服从命令。”
“没事，我们可以慢慢来。”他挪动了一下椅子，靠近我的床，用那种公事公办但是听着还挺舒服的语气和我说话：“可以先从你的名字开始。”
“哦，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是Nico，Nico Hulkenberg。”
“Gabriel Botelohe，你可以叫我Gabi。”
“喔，还是个巴西少爷。”他算得上惊奇的称赞了一句，在本子上写了点什么。应该是称赞我很勇敢吧。
这大概就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很平淡也普通。但很多故事往往就是拥有这样平淡的开头。
之后的五天霍肯伯格每天都来“审讯”我。他一次大概呆两个小时，总之有他在，那五天里我没再挨打。作为初级飞行员，我能知道的他们所谓的“情报”不多，德国人觉得没什么价值，于是我和霍肯伯格开始谈起飞机和战争。
说起飞机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一点也不像个被抓的战俘，我侃侃而谈了很多机械原理和物理学，有时霍肯伯格记笔记的速度赶不上我说话的速度，我感觉他的钢笔要在本子上擦出火星了。尽管如此，他却一直没打断我，真是个好人，毕竟其他人在我说出第一个飞行器工作原理的时候就会叫我换个话题。哦，不过倾听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听了三天，霍肯伯格对我的飞行知识对此做出的评价是：“我的上级认为你对飞机的了解不像一个初级飞行员，这下好了，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要更长了。”
我觉得一直见霍肯伯格也不是坏事，因为和他呆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又在飞翔——不只因为我们在说飞机的事——而是因为我虽然被困在了异国他乡的监狱里，却还能继续任凭思绪遨游，回到巴西的天空中。那感觉真好。
霍肯伯格也和我讲了一些他自己。他本职是个律师，在大学里选修过葡萄牙语和英语。就在他辞掉工作准备环球旅行的时候，战争爆发了。他作为专业技术军官【2】入伍，在军队翻译英文和葡萄牙语的文件。
我和他讲起我在巴西的日子，他叹了口气：“我一直很想去巴西呢。”他听起来很是遗憾，我觉得有必要安慰一下他：“你可以战争结束去。那时候我也可以回家了。”他不可置否的笑了笑。
战争一定会结束，只不过我们谁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的“审讯”大概持续了半个月，我把能说的都说了，最开始我还有些背叛军队的罪恶感，但到后来那种负罪感消失了，因为我发现我说的都是他们知道的内容。在这期间我的伤也慢慢好转，能从躺变成坐了。纳粹们没有再对我动过手，可能是霍肯伯格示意过他们。我能猜到霍肯伯格有些军方背景，不过我没证据。
再后来，他们的上级觉得我已经失去了审讯的必要，要把我被安排到另一个监狱去。霍肯伯格有暗示过我这个消息，所以那天到来的时候我并不意外。只是有点可惜，或许我和霍肯伯格之后再也见不到了。其实我真挺喜欢他的。他的眼睛、和我谈话的神情、总是梳的一丝不苟的头发、还有带着德语口音的葡萄牙语。他不像给我送饭的德国人一般凶神恶煞，听我说话总是直视我的眼睛，坐在我面前记笔记的样子像一只在休息的狐狸。因此我在半个月内轻易放下了对他的防备，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但这些思绪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要分别了。我爸和我说过，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遇见和分别之中完成的。可既然上帝执意安排人与人相遇，又为什么总是让他们分离？
我要走的那天，霍肯伯格也来了。他盯着我的手脚上的镣铐看了一会，好似终于有了我是囚犯的实感。那双好看的蓝眼睛眯起来，注视我棕色的瞳孔，之后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押送我的军队在催促，他拍拍我的肩膀，眨了眨眼睛。“Boa sorte，Gabi.”霍肯伯格和我握手、用葡萄牙语祝我好运、我回握他、触摸到他中指指节上那个很厚的茧、同时我手掌上因驾驶飞机留下的那层茧也被他的手包裹。
“Gleichfalls，Nico.”你也是。我用德语回他。
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就在新监狱里从事采石工作，工作不能算无趣，简直是无趣透顶。饭还是不好吃，每次吃饭前我只能洗脑自己这是食物不是水泥。我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他们人都很好，大部分和我一样是落单的同盟国士兵。又因为他们都是英国人，所以我的英语有了还不错的进步，能说比较复杂的句子了。
在监狱的夜晚，我也会想起霍肯伯格和527，想起他的眼睛和527引擎燃烧的声音。我意识到霍肯伯格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德国人，527是第一架真正和我一同上天空的飞机。
我有和兰多——那个睡在我隔壁床的英国人——谈起过霍肯伯格。兰多笑着戳中了他盘子里的土豆，意味深长的告诉我，一般情况下如果人一直想着一个人，只有两种可能，特别恨他，或者——他把土豆放进嘴里。
你爱上他了。
真的吗？所以我是同性恋？我问兰多。那我是不是会被带上粉红三角袖章【3】。兰多咀嚼了一会土豆，说，只要你不说就没人知道。
这土豆太硬了，德国人一点也不会对待食物！兰多抱怨道。我咬了一口我盘子里的，觉得兰多说得对。
就这样，经历了大概三个没睡好的晚上，我确认了对霍肯伯格的想念是出于这个叫爱的名词。我爱上了一个德国军官？我是同性恋？怎么办？我躺在冰冷的牢房中做梦，梦里的我重新驾驶着飞机，降落的时候，霍肯伯格穿着皮大衣在草地上等我。
不管你信不信，我必须承认，再次见到霍肯伯格的那天，我搬着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天应该也是星期五。我正好好干着我的活，思考着怎么才能偷会懒，就看到霍肯伯格披着我梦里的皮大衣，像个幽灵般出现在距离我几步之外的兰多边上。
大脑一片空白，手里正抱着的石头砰一声落地，我的脚被砸的生疼。幸亏这块石头，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身后的守卫推我，我忍着痛把石头抱起，余光瞥见霍肯伯格挑了挑眉。他看到我了，但他依然先对兰多进行了一些询问。
我承认霍肯伯格走过来的时候我有些紧张，不是在监狱里面对德国军人的紧张，而是那种面对名为爱的情感的紧张，心脏跳动的声音和飞机引擎一样冲击着我的耳膜。我应该说什么？不对，应该让他先开口吧，毕竟他是来工作的。
哦，他来了。
“你好，我是霍肯伯格，接下来对你进行一些询问。不要紧张。”他用比之前还公事公办的口吻问我，用的是英语。我点点头说好。听到我用英语回答他，霍肯伯格翻开本子的手顿了一下，动作很小，我想除了我没人能看出来。
“第一项，姓名？”
“博特莱托。长官。”
“年龄？”
“二十一。”
“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去年夏天。”
“国籍？”
“巴西。”
“被俘前在哪个军队？”
“巴西远征军。”
“Smoking Snakes?”他问我，这是纳粹给我们取的另一个名字【4】。
“嗯，对。”
“被俘前担任的工作？”
“额，飞行员。”
“军衔？”
“下士。”
“好的。”他淡淡的在新笔记本上写下他早就知道的内容，然后对我边上的士兵说了几句德语。应该就是这几句德语起了作用，午饭的时候我被带到了楼上那些军官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他还是和我说葡萄牙语：“好久不见，Gabi.”我笑了笑，但还是很紧张。这次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我想起来他在军队有职务。真是造孽。
霍肯伯格请我坐下，给我递来一杯热咖啡，还不等我开口问他，他就自己说了他来这里的原因——上级需要建立完整的囚犯名册，为了沟通方便，他被临时调到这里来了。
“哦，那你不会一直在这。”我说完，他不可置否的点头。之后我们随便聊了一下，说说天气和监狱的伙食，霍肯伯格就结束了这场对话，让我回去。
霍肯伯格在我所在的监狱里呆了半个月，我知道他在，因为放风的时候他会在那片空地上询问其他人。算上第一次，我们大概就正式的见了三次。第三次是最后一次，那时他的工作接近尾声，又把我叫到了他的临时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收拾东西。
“工作结束了？”我问他。
“对，基本上都完成了。”
“之后呢？”
“去下一个监狱，继续工作。”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疲惫。“哦，那很辛苦。”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就随便附和他。
沉默在我们中盘旋了一会，气氛好奇怪。终于，霍肯伯格先开口。
“Gabi，我想了很久，希望接下来我说的话不会吓到你。”我有预感，我知道霍肯伯格要说什么，只不过我真的要在这里面对吗？还不如刚才沉默的气氛呢。我头晕目眩，又听他说：“你不用有压力，因为我们也许再也不见了。只是我觉得让你知道我会舒服点。”
他放下了手里的活。用我再熟悉不过的口音说着葡萄牙语。
“我感觉到我爱你。我相信你也是，就像人们说的，是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我不希望给你带来困扰和压力，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在这里并非没人在意。”他顿了顿。“你或许看过卓别林的那个电影，没有也没关系。我只想告诉你，你和这里被关押的所有人都是人。不是the machine man with machine minds and machine hearts.”
我静静的站在木地板上，霍肯伯格背光却正对我，昏暗的柴油灯给他蒙上一层暖光。“所以。Gabi，坚持下去，不管我们之后会不会见面，战争一定会结束。所有人都会见到新的太阳。”我点头，话卡在喉咙里。肚子里的墨水翻来覆去，却只吐出一个单词——“yes.”
于是我拥抱了他。
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不怪他和我说这些话、不能苛责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我们还能有这血肉之躯，能在这里拥抱和谈心，已经承蒙庇护。只不过这些话又惹我失眠了好些天。
霍肯伯格走了没多久，我就得知兰多也要调到另一个监狱去，我很难过。尽管兰多说我们还能写信：“我会给你写的，尽管信件会被检查，但能保持联系就知足吧。这可是战争时期。”除此之外，他还很神秘的告诉我：“如果你路过西北边的墙，可以过去看看爬山虎。”
兰多走之后一周的某次放风，我正好被安排在了西北边的墙附近。他说的没错，那里的爬山虎确实很茂盛。哦，不对，刚刚是不是有只地鼠之类的玩意儿从我眼前跑过去了？但这是墙这玩意怎么过去的？难道说……爬山虎后面有个洞？我为自己的猜想感到诧异和兴奋。之后的一周时间我一直在想那个可能存在洞，白天干活的时候在想，晚上也在想，那周我又没睡好。
实在按耐不住好奇，在一个守卫庆祝什么德国节日的周六，趁着他们睡着和喝的不省人事的时候，我偷偷溜了出去。逃跑的过程有些惊险，但总之还算顺利，为了照顾你们的心理健康，我就不赘述了。
这块地界正好是探照灯的死角，我在黑暗里小心翼翼地拨开墙上的爬山虎，然后看到了那个真的存在的洞——差不多弯个腰就能过去。严谨的德国人居然没发现这里，我倒吸一口凉气：“兰多啊兰多......”
我抬起脚、跨过了那个洞、沿着墙边走了一会、不知道要怎么办、于是坐了下来。那天是下弦月，我抬头望着月亮，想起巴西、527、军队、战争、远征军旗帜上抽烟的蛇，也想起我爸、我妈、我哥、抓我的德国士兵、兰多、还有霍肯伯格说的那些话。不知不觉，眼泪顺着脸颊流下，这还是我来到这里后第一次哭。
真想跑啊，我坐在墙边想。可是能跑向哪里呢？围墙外的四面八方看似空无一物，却满是枷锁。我躲在爬山虎下，听叫不上名的昆虫在耳畔窸窸窣窣，有只蝴蝶降落在我肩头。蝴蝶也会悲伤吗？
我短暂的自由时间刚刚好够眼泪流完，最后一滴泪刚刚在地上砸出水坑，就依稀听见巡逻队的声音。所以还没来得及擦干眼泪，我几乎是立刻、被迫从墙外回到了监狱里。
大概就是这样，发现了那个地方后，我就趁着守卫每周喝酒不查房的时候偷溜出去，在墙外呼吸几个小时满是自由的空气，再第二天集合前回到牢房。我也探索过更远些的地方，不过除了一间五公里外的教堂，监狱周围再也没有其他建筑，村落应该在更远的地方。
改变这些的是一封兰多的来信。他有拼写障碍，信都很简明扼要。
“泥嚎，Gabi，新环境我适应的还不戳，这里的土豆比较软，我觉得味道很好。另外，你绝对不敢相信我遇到了谁，就是你来德国交的第一个旁友。”
霍肯伯格…？
“他认出了我，向我问号。我觉得可以在信里告诉你这个消息。也向你问号，祝你一切顺利。”
读者们，接下来我会引用我和兰多当时的信件，以便更详细的讲述发生了什么。
－你好，lando，我最近一切都好。我的隔壁床（也就是你原来的位置）现在也来了个英国人，他叫奥利。西北边墙边的爬山虎确实很茂盛，我喜欢那儿。你之前提到了我在德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他和你在一起吗？他怎么样？希望你一切顺利。
－gabi，很高兴你去看了爬上虎。我在这里认识了新旁友，他们大部分都是英国人。我们每周二都能吃肉。你的朋友和我在一起呢，还是干他之前的工作。他同时也负责监查我们的信件，还挺不戳的，他是好人。
－向你和我朋友问好，lando。真羡慕你们有肉吃。如果可以，可以让我朋友也给我写信，和你的信放一起就好。我的生活还是很无趣，多亏了爬山虎。
－我知道你会喜欢我的建议。我觉得你的建议也不戳，你朋友很聪明，就算我不说他也知道要肿么办......
我还没继续看兰多接下来写了什么，就掉出来一页纸。兰多从来不写超过两页的信，所以......我居然又开始紧张了。从地上捡起那张纸，我拍掉上面的灰尘，映入眼帘的“DEAR GABI”让我回忆起了初次驾驶飞机进入云端的兴奋感。
霍肯伯格用的是葡萄牙语，我读起来特别流畅。
－DEAR GABI.你好吗？真没想到我们还能用这种方式见面。生活真是像电影一样神奇。我也很想看看你说的爬山虎。还有个好消息就是你们不用担心信件被检查，因为我就是干这个活的。据我所知你们的监狱没有人会检查葡萄牙语的信件，所以在信里畅所欲言吧，用葡萄牙语。
就这样，我们以一种看似很正常实际上完全脱离掌控的方式交换着信件。我用英文给兰多写的信还比较小心，但用葡萄牙语给霍肯伯格写信就完全是对我母国语言的滥用。我写的又急又快，并相信它们除了霍肯伯格外的其他人都难以辨认。我告诉了霍肯伯格爬山虎另一边是什么，以及我对此束手无策。
－DEAR GABI.不用担心爬山虎的秘密。如果你愿意，5月27日晚上，我们可以在教堂见面。我没记错的话，那天是你们监狱守卫的放松日。期待与你再次相见。
鬼知道我收到这封信是什么心情——5月27日就是第二天。我想把正在边上睡觉的奥利摇醒然后告诉他这一切。对，然后我这么做了。听我讲完前因后果，奥利几乎是快从床上跳起来：“真的吗？真的吗？GABI？天呐，这太疯狂了，太刺激了！”
“对，我知道，奥利。我很紧张。我要和你借一下你的怀表，以防万一我出去的时候忘记时间。”
“当然，当然。”奥利掏出了那个他藏了很久的怀表：“这是我妈妈给我的，要小心点。作为交换，如果你们还有下一次见面，我想要一把新的剃须刀，可以吗，我会给你朋友付钱的。”我答应下来，和奥利说：“但我还是很紧张。”
“没事的，你们是朋友不是吗，而且明天守卫一定喝的酩酊大醉。”奥利安慰了我几句，然后翻身告诉我他真的太困要睡觉：“明天的事情交给明天吧！”
听着奥利的呼吸声又归于平稳，我望着天花板，担心了很多事又发觉自己无法改变，想着想着我也睡着了。
5月27日，是我和霍肯伯格第三次会面的日子。教堂没锁门，我穿着破烂的囚服跑了大概一个小时到达那儿，带着奥利的怀表和满头的土。我记得教堂没锁门，我推开门，他披着皮大衣，站在教堂的耶稣像下。霍肯伯格那天还是披着皮大衣，月光越过彩窗，在他身上折射出各种颜色。
时间在道路尽头坍缩成原点，原点无限扩大成黑洞，世界在崩溃，但为什么你站在这里？为什么呢？我真想问他。也问我自己。于是我冲过去，抱住了他。我在他的肩膀上哭泣，他摸摸我的头，如同我们第一次分别那样。
“你的头发上有好多土。”我听见他说。
耶稣像一动不动，上帝能原谅我们吗？原谅这饱受战争和爱情苦痛的人们。
后来，我们在教堂的长椅上继续拥抱，接吻。巡逻队看到门没锁来过一次，我和霍肯伯格只能挤在长椅下躲避追查，那次真把我吓得不轻。我们依然说了很多，我还向他展示了我的英语自学成果，时间久这样跳跃着，从奥利妈妈的怀表上流走。我们几乎都没注意到。直到晨钟响起，我才意识到要回去了。
第三次告别霍肯伯格，来不及感叹变化无常，我就开始奔跑。
跑呀，跑呀，我告诉自己，我好像也听到他在我身前或身后喊。
RUN！GABI！ RUN！
如果非要描述我奔跑的画面，你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罗拉快跑》的场景。我就像女主luna那样夺路狂奔，只不过她在白天，我在夜晚或黎明。她是红头发，我是棕头发。她会遇到很多人，而陪着我的只有星星、月亮、萤火虫，和偶尔一阵的蛙鸣。当然了，有时候还能听到清晨的鸟鸣。
太阳升起来了。阳光越过地平线，照出我稀薄的影子，真漂亮，可我不能为此停留、或接受恶魔的打赌，我不能说——“你真美啊，请停一停吧。”我必须一直跑，以对抗流逝的分秒。
都是我太贪恋和霍肯伯格在一起的时间，才让太阳从地平线探头。
但愿我能在集合前回到牢房——唉，我实在不愿意形容我睡觉的地方叫牢房。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非要回去，我大可以头也不回的往监狱的反方向逃，和霍肯伯格远走高飞，但是我们能去哪儿呢？我敢保证，我们被发现的话，霍肯伯格和我都会进监狱，带上那个粉色的袖章。
这很复杂，朋友。而且监狱里还有我的狱友们，我就这样如果一走了之，他们一定会被审讯，不敢想那些德国人会对他们做出什么。况且，奥利的怀表还在我身上。
之后的大概半年时间里，只要时间允许，我们就在教堂见面。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先接吻，然后说点除了战争之外的有的没的，有时候会做爱，有时候我们只是看着耶稣像聊天。那教堂的神父也真是个好人呀，上帝保佑他。
战争结束是1945年5月8日，那天是监狱的欢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监狱内的情况有了两级反转，我们这些囚犯自由了，德国看守者们却不一定。狱友们欢呼着穿过长长的走廊，奥利和我紧紧的拥抱，然后在纸上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很高兴认识你，Gabi，你之后可以用这个地址写信给我。”
我也很高兴我能回家了，虽然这好像意味着我将与兰多还有霍肯伯格失去联系。生活就是这样，ups and downs，这段时光就这样化成了很多信件和回忆，值得留恋吗？我至今给不出答案。
后来监狱被同盟军接管，登记归档和遣返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我是第二批接受询问的其中之一。
“你好，G275号，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国籍、战前所属的部队、和你的军衔，确认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
“好的。我是博特莱托，巴西人，之前是巴西远征军的飞行员。军衔是下士。”面前的那个英国军官翻看我的档案，发出疑惑：“哦，但这份档案里你的身份是英国国籍，巴西裔，常用语言是葡萄牙语和英语。”
这下轮到我困惑了。看着我困惑的神情，军官拿起了我的档案：“要确认一下吗？你档案的登记者是——”他辨别了一下那些德语，缓缓念出了那个名字。
"Nico Hulkenberg.可能是他搞错了？毕竟巴西远征军的飞行员是要去集中营，而英国的士兵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难怪兰多和奥利都是英国人，难怪这里的人都说英语——不是巧合，是因为霍肯伯格在档案上把我故意写成了英国人。他还“搞错”过多少次？我不知道。
又过了半个月，我坐着船横渡大西洋，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巴西土地上。
我再也没见过霍肯伯格。倒是兰多，或许是我之前告诉过他巴西的地址，他往我家寄来一封信。大概内容就是请我去英国玩，还有一个反战的展览，他说感兴趣我们可以去看看。兰多的提议很好，我还想去见见奥利。于是我又一次踏上了旅程，这次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朋友们。
我再次漂洋过海，和兰多站在那个展览前。你绝对不敢相信我遇到了谁。但朋友们，你们一定能猜到那个人就是霍肯伯格。很难解释这一切，可能是丘比特给我们俩射了五六七八支箭。
“你老了诶。”他身着毛呢大衣，双手插兜，语气轻松的仿佛我们只是半个月没见面。
我笑着，可泪水已经划过脸颊：“你老的更厉害。”
“当然了，你都不知道我为了能环球旅行交了多少材料。”他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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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起走进了这仓库里的展览。展台中央放着一架引擎被打中的飞机。博托莱托有些紧张，他觉得那架飞机很眼熟。
你好，527。
这是见到527号飞机出现在他面前时，Gabi说的第一句话。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