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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中心入夜后会陷入一种诡异的宁静，led灯亮得通明的走廊上只有少数的夜班人员会走过，鞋子踏在拉普拉斯的大理石地板上会踩出清脆叮当的声音，曾经有一位来自一九一九年维也纳的病人告诉我它们听起来像某种歌谣的韵律，她甚至为我哼唱了一段，很遗憾我不能领略其中的奥妙，我的职责只有在康复中心统一的病人评估报告里写下公事公办的评价和记录，所以她像小鸟一样的歌声并不能打动我，也不足够让她身上的拘束带稍显松一些，她应该对另一只飞跃枝头的鸟儿这样吟唱，她会夸赞她的歌喉与技巧，哦，她总是这样，我们圣洛夫基金会最近人情的司辰小姐，情愿把她的手提箱变成一群疯子开会的场所，任由磁流体刺耳的滋滋声与宝剑劈过空气的声音共存，任由比格犬实验员与一只边境牧羊犬在荒原里乱窜。每每看到这些场景我总觉得荒谬，对于我身处在这样一个隐含着如此巨大隐患和不稳定性的群体中感到荒谬，我情愿与人类打交道而非神秘学家，至少他们不会突然凭空浮起身边一切有可能用到的利器刺向自己或他人，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肢体去触碰到刀具的手柄。感谢上帝，地母，或者不管什么神明，上一次愣头青们在手术过程中不小心减少了麻醉剂含量但没有足够患者醒来发疯，我不想看手术刀再一次划破我同事的脖颈，或者清理完血迹后还需要把手术室保持无菌。
细菌无处不在，它们吸附在皮肤上，附着在人用肉眼可见的任何物体上，在空气里，在缝隙里，在最隐蔽最不可描述的角落里，它们肆意生长呼吸，溜进伤口就足够引起感染，三百年来的医学史逐步证明了它们对于患者的生死有多么无情，任何一项规章制度都无法彻底消除它们，我能做的只有一次又一次在洗手池打开水龙头洗手，按照在心里默念的节奏揉搓手背手心与手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每四下维持一个循环。四是一个好数字，它是一个偶数，是最小的合数，在奇数与质数不稳定又极端的存在之外，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秩序的存在和美感，能被四整除的数字一定能被二整除，能被二整除的数字不一定能被四整除，所以人们在学习体操与舞蹈时选择用八拍来作为计量动作时间的工具，在歌曲中四四拍最常见，这个嘴巴收圆吐出一口气的音节天生就有它作为一种计量单位的必然性，尽管这样听起来有些像阿派朗学派的主张。海岛上来的一位神秘学家常常用她无法令人理解的思维方式帮助科算中心解出难题，不过那里本来也不缺疯子和天才。有时候我会捡起放在病房外的消毒酒精一遍一遍喷洒灭菌，尽管某些病房外的酒精瓶偶尔会空掉，这证明病房里的患者有一位嗜酒如命的神秘学家，性别保留不谈，在见到多萝西娅抽烟之前我也曾以为只有男性对于烟草热衷。如果人类胆敢这样摄取百分之七十五浓度的酒精那么他们的消化道毫无疑问会溃烂掉，导致他们不再敢涉足那个本来除了消毒作用就什么都不该有的小瓶子，神秘学家血脉赋予他们肝脏一些高到难以想象的解毒功能，但迟早有一天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这就像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更高，但他们终究是被淘汰了，活在地层古老的磨损的化石里，我毫不意外更理性的群体会走到历史舞台前，哪怕这样的代价是我也被藏于书页翻页间的尘埃里。
我有段时间没见到司辰，或者说维尔汀，我的同窗，我偏好称作她为维尔汀而非她的头衔，这样可以把我们的距离不仅仅拉到拉普拉斯与基金会的关系，康斯坦丁与露西女士，我只是想知道副会长这样玩弄人心的权术师面对一个活塞觉醒的意识会如何运用手段。尽管她也只会称呼我小梅斯梅尔，所有人都这样称呼我，我不妨认为她这样叫我只是因为她只知道这个姓氏而非我的名字，倘若她知道一定会用后者来打招呼，用来彰显她对在科算中心最信赖的人的熟悉——我往往需要弯动两下食指和中指给这句话打上引号，她最好不知道，我不想被人用一个被我自己连同所有人都抛弃在家族之外的名字呼喊。相对于我在康复中心处理文书工作与面对病人，她大多数时候在全世界各地外派出任务，美国，南极，还有一些我从未听闻过的地点，我的生活固定在白色高塔内一块块方格样式的房间，我不得不说它们的设计与基金会的灰白格子理念有些相同，稳固而又不可动摇，彰显出几何上一个最特殊的四边形，正方形。在第一防线上学时我已经习惯路过广场每一步都稳妥踩到正方形砖块的中间，这样可以不用越出人为用钢尺和测量仪为每个格子规定的界限，我往往在去图书馆借书还书的路上碰到这些砖块，刚好埋头专注在脚下的地砖与迈出步子的跨度，这样有条理的事情能平静我的思绪，数清楚今天走过多少步的同时回想自己的事情。维尔汀那时还习惯睁着一双银灰色眼睛在自由活动时间不断地环顾，浏览，好像观察这些身穿校服的同学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兴许这样可以在无味的日常里找到一些新发现，她因为这一点受了不少批评。有朝一日她注意到我一些特殊的小爱好，比如走路总是避开线条，在某一天中午拦下我的行径。她问我，每次都在到格子中间走，不会觉得无聊吗？
这样走能让我安心。我说。因为我是梅斯梅尔。我没有告诉她后一句。
她点点头，又问我，你要吃糖吗？
我不明白这两个问题里到底有什么潜藏的逻辑关系，文法课老师一定会指出来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话题转换，就好像英国人抬头看天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真差，另一个立马接上，所以我们去吃炸鱼薯条吧。而我这么联想也是因为那天是一个阴雨天，第一防线学校确实定址在英国。但她的手已经向我摊开了，太妃糖就静静躺在里面，透明的包装裹住深棕色的焦糖，阴云之下就连嵌在里面的坚果都失去光泽。我说不要，妈妈告诉过我额外的糖会让人长蛀牙。每一个梅斯梅尔都必须遵循这样的规矩。她还告诉我。她只是说，很好吃的，你尝尝吧。不容拒绝地把几颗太妃糖塞到我手里，她的手有些湿润又有些冰冷，我一时说不清到底我们俩谁才有资格去评论体温的高低，只是她先开口了，你像一块医务室里的仪器一样凉。我是想说些什么的，但老师注意到我们这里的动静，只有一种把我们想成吊车尾纠缠好学生的可能性，所以她又一股脑跑掉了，只留下太妃糖在我手里，这也许是日后乔治橡树下友谊的起点。老师过来问我，她有没有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我说没有，稍稍握拳遮挡手里的糖果，老师相信姓梅斯梅尔的学生不会说谎。我等到她们都走远才拆开太妃糖的包装，把它含进嘴里，不好吃，很黏。
她从美国回来后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反应，我不知道在第八次暴雨期间她经历了什么，抑或是在她成为司辰后行走过的几次暴雨里究竟发生了多少重复的事加重她的创伤，交到我手里的任务只是治疗她，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一概不知，我也只需要完成这个流程，不择手段，不管她是否自愿躺上那张治疗床。她的确成长了，我们把她摁住时她出乎意料得冷静，警告我这只能算暂时的配合，我应该感激她没有像当年一样凭借一腔热血领导学生们背诵重塑之手的诗歌和逃学吗？我告诉她我们的确需要她对于理性的暂时配合。她还是这样，太坦白，太直率，一旦决定去做什么事就绝对不会顾及纸面上的规定，游离在雨幕与规则之外。但我已经不一样了，我不再是当年那个会响应她的号召加入逃学唱起禁歌的孩子了，人类和神秘学家的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了感性的不可靠性，在我身上也是这样，我必须得为当年雨中消逝的五条生命负责，在往后的日子里不受一时感性的支配。
小柯克变成老柯克，小梅斯梅尔变成梅斯梅尔。人们在我的姓氏前面加上一个junior是因为我是这一代年轻的梅斯梅尔里最小的那个，我同我那些近亲或远亲，婚生或私生的兄弟姐妹们拥有同一个光荣伟大的姓氏，等到他们其中有人成家生子，下一代梅斯梅尔出生，我姓氏的前缀就会被转移给他们其中的一人。时光流转，在第一防线学校读书与她做同学的岁月已经过去多年，虽然十二岁后我们的人生就被分化向了不同的方向，她只需要一把伞与手提箱就可以走遍世界，我在学校与科算中心两点一线，亲自丢掉同窗的双腿。她在教室的位置总是空的，四年里我坐在教室里常常望向她的空座位，闭上眼睛是康斯坦丁坐在我对面的位置，桌上摆着基金会的人从我储物柜里搜刮出来的地图，科算中心和家族里自会有人告诉我有关于时代和暴雨降下的真相，雨期将近我有多害怕他们也如暴雨症候的病人们一样癫狂就有多想让她救救我的朋友们，包括维尔汀在内。但她是不需要被拯救的那个人，而康斯坦丁也不会在意她之外的其他人。我们古灵精怪的救世主，我们离经叛道的天才演说家，我们聪明又勇敢的小领袖，维尔汀，两个音节足够诉说太多太多事情，多到我不想面对，而它们又总是摆在那里。
给她做人工梦游疗程时我偶尔会隔着头盔面罩看看她的脸，她大多数时候不主动做梦，这一点和我很像，梦是潜意识里软弱的那一面的呈现，她也被剥去妥帖的西装换上病号服放置在病床上展现软弱的一面，面罩内的气体让她陷入沉睡，透过微微盈起白雾的玻璃可以看清她脸上淡淡的小雀斑，好像不怎么明亮的五等星，她小时候雀斑更加明显一些，也许是没有戴上挡住一只眼睛的大帽檐的作用。每天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和她相处，调控人工梦游的记忆检测脑电波的起伏来确定创伤成因是什么，我不可避免对于这位昔日同窗心生一些怜悯，你怎么就成这样了呢，为什么一定要与规则和理性对抗直至遍体鳞伤。有关Z女士在为了给司辰的更多权利而做演讲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我隐隐约约感到不安，一则新法案的通过代表更多不确定性的发生，我希望一切如旧，不要在原有的生活上添上变动的因素。然而电视上转播的赞成票数不断上涨，我不安的感觉更加强烈，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了。莉莉娅骑扫帚的身影出现在十五楼的窗户外面，我几乎在那一瞬间意识到她要做什么，她没有犹豫横冲直撞下来，玻璃碎了一地，风声引擎声破裂声全部刮进我耳朵，疯子，这群不可理喻的疯子，神秘学家总是这样，做事从来不计后果，我颤抖着搓动手皮，该死的为什么这里没有水，我需要洗手，我需要清理，我需要一间安静的干净的房间。守卫赶来同她搏斗，我只能缩到角落里一刻不停地交叉手指揉搓，祈祷闹剧结束，祈祷安宁早日归来。
后来康斯坦丁找我去她的办公室详谈那一日莉莉娅劫走维尔汀的具体情形，她需要这些信息来制定惩罚的力度，我一五一十尽数告知她实况，在代表赞许或者不表态的点头和昂首里继续陈述。她依旧那样运筹帷幄，好像这本质不是一场妥协，她与她的幕僚长没有立场相反，政治家暧昧不清的态度反而能暂时平定我，不至于全程把头低下去撕手皮。流程走完她问我，你不去和你的老同学会会面吗？我说已经有一群人为她的归来欢欣雀跃了，不是吗？于是我走了，踩在大理石方形地砖的正中心，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刚好足够我走到副会长办公室的门口。身后康斯坦丁似乎仍然带着我十二岁那年她面对我时有所保留的微笑，维尔汀在那里等我回来一起参与逃学计划，但我不会回头，我绝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