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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场总是下雨。
南京下雨，巴黎下雨，武汉也在下雨。
焦距没有对准。演员坐在窗边，手里夹着烟。
我透过监视器看着他。没有安排明确的情节，因此他只是静静地盯着窗外。眼神中流淌出一种灰色的风情，像某种食草动物在反刍痛苦。那是江诚的眼神，是姜紫成的眼神，也是演员在这个下午百无聊赖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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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他。
镜头是一种暴力。它剥开人的皮，把里面的骨头和神经挑出来示众。大部分人在镜头前会下意识地裹紧外壳，遮住那些软弱的内里。
但他不是。
穿过所有的语言，他敞开胸腔拉住了我的手。
看，我的心脏——仍然在滴着血的。
“还挺浪漫的。” 他那时候说。
有一年春天，或者是冬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动荡的时期。感情出了问题，片子也被禁了。我躲去法国，一个人租了间很大的空房子。秦昊那时也刚失恋，他说，导演，我可以来投奔你吗。
可以想象，他无赖一样地盯着我。我一直抵不过他那双眼睛。
风很大，我们裹着围巾缩在街角的咖啡馆里。侍应生看我们的眼神很奇怪。
我感到有些好笑，余光看向他。他低着头，抿唇喝了一口咖啡。
人家肯定以为咱们是那种关系。等侍应生走远，他在我耳边小声道。
哪种关系？
他飞快地亲了我一下，围巾扫过我的脸颊。
这种。他说。
秦昊很适合围巾。我记下这一点，之后总让他在片场系。出于私心吗？不是吧。
他的生日正好撞上每年的戛纳电影节。
09年第一次去戛纳，他31岁，看着像二十出头。春热入选主竞赛单元就像雪中送炭一样。年轻人，给一点阳光就可以很灿烂。我还在禁拍期，兜里掏不出钱。秦昊的西装和皮鞋都是借的，往身上一套，像个刚入行的古惑仔。我给他拍了很多照片。他有些放不开，我也是。因此没有拍成Tommy Shelby，看起来更像警匪片里的炮灰一个。
第二年他仍然去戛纳宣发，这次与他同行的不是我，我在巴黎拍自己的新电影《花》。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他传短讯过来。
当然记得。生日快乐……怎么样，和小帅那边还愉快吗？
我已经不在戛纳了。听说你在巴黎，我想过来看看。
我好像在竞赛中取胜的将军一样。那天晚上去车站接他，他居然还带了一束花。
2012年。又是在戛纳，又是生日。
大家都在，很难得地聚在一起吃蛋糕。他闭着眼，双手合十许愿。
我把手放在他头顶。发质有点硬，大概是喷了太多摩斯。
“你弄痒我了！”他咯咯笑着，脖颈放松地向后仰。
许了什么愿？我问他。
希望明年还能来戛纳。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很朴实的念头，下次来戛纳的时候要让秦昊拿影帝，拿不到也没关系，那就一直拍下去。贾樟柯不也是这么搞的么？
当然这种想法也就是一闪而过。
我不像捧一尊佛像那样捧谁，我甚至质疑那套艺术家与缪斯彼此成就的说法。秦昊是个简单的人，于是我把他炼成一件器具——直到文字间薄薄的欲望逐渐撑起那张脸庞，化作影像，就像在借一具身体还魂。
偶尔我会羡慕他，外放的性格，迷人散漫的生活气。有几个瞬间我不可避免地想起我最初的男主角。我很抗拒出镜，随着年岁增长这种抗拒有增加的趋势。可能是出于某种自我厌恶，我甚至开始恐惧照镜子。每一天我都在加速变老，镜头下的他们却鲜妍如初。
我们的摄像，Jake，说我是一个崇尚过程的人。只要过程对了，一切结果都是好的。与其称为表演，不如说他在摄影机下生活，所以其中的每一瞬都足以刻骨。我等在监视器后，眼见演员在一个个精心设计的迷宫里打转，替我爱人，替我恨人，有时候还要替我杀人。
导演，你总是在折磨我。
我能不能把这理解为一种爱呢？风雨云的首映礼上，他如是问道。
我转过头。沉默，背后的帷幕上飘着一行大字：一场游戏一场梦。
梦会结束。这个道理是贾宏声教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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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吗，导演？” 演员从窗边起身，烟熏黄了手指。
雨停了。我回过神，画面变得清晰。摄像机捕捉到他眼角的点点细纹。我们都不再年轻了，尤其是我。
没呢。我答道。我们再拍一条吧。
这是二零二一年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