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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汉弗莱问他。
“我不明白。”哈克回答。他的确不明白。他的内阁秘书应该比所有人要清楚首相从来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也许有权力，也许有责任，但是绝对、绝对没有自由。他们站在他们曾经的办公室里，行政事务局的办公室，哈克像过去一样被桎梏在办公桌背后，他的内阁秘书站在桌子后面，居高临下地望着他。汉弗莱已经疯了，哈克比谁都清楚，只有他注意到了那些其他人不曾注意过的端倪，只有他有机会注意到那些其他人无法充当见证人的漏洞。永远温文尔雅的、彬彬有礼的、完美无缺的汉弗莱爵士，脸上那个面具一般的可怖的微笑，嘴唇柔和地卷曲着，像是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造物，眼睛在灯光的照射下一瞬间收缩为令人生厌的黄色，下一秒回归了原本的模样——不是黑色、不是棕色、不是蓝色的眼睛，两颗被凝固的黑洞，两枚被剪裁成椭圆的谎言一样的黑夜。哈克想起很多年以前他去德国度假时见到的他根本没可能记住名字的湖泊。和汉弗莱的眼睛一模一样，平滑，沉默，深不见底，没有波澜，没有水草或游鱼，什么也没有。也许那湖泊里甚至没有水。该有人告诉赫拉克利特他错了，他错得离谱，克拉底鲁也是[1]；人永远在踏进同一条河流，脆弱的脚踝无法分辨水流的一致或是不同，但是心可以。他一次又一次地踏进同一条河，让自己光裸的双脚被同一个湖泊的平静的水下漩涡吞噬，而让他自己感到害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并不抗拒这个。
“您当然不明白。”汉弗莱回答，“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像往常一样，您不愿意为您的宣言付出承诺。”
哈克看着汉弗莱。他第一次觉得很委屈，哪怕在这之前他已经无数次品尝过不甘的甘甜了，那些被他嚼碎了的苦涩的幻想。
“你的指责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他对汉弗莱说，“我已经不再作出承诺了，汉弗莱。”哈克没有在说谎。他已经无法在作出承诺了，因为承诺是一个应许，承诺的前提是有人站在丝线的另一端给予他信任。作为首相的哈克失去了他能失去的全部信任，包括他自己的。每天早上他从自己的床上醒来，去浴室洗漱。在洗脸池前他望着自己的脸，望着自己曾经年轻过的皮肤，他用手抚摸自己干燥的、温暖的皮肤，它们在岁月的演变下变得比曾经要脆弱很多。有时候刮胡刀的刀片会在他的脸颊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血液如同缎带一般轻缓地向下流淌又突兀地停止。他擦去它，指腹在一瞬间染上了瑰红的、流星一样的血迹。但是他不再质问自己了，他不再站在镜子前久久地凝视自己、问自己这究竟是不是他想要的——他曾经想要的。《改革》的编辑会想要这样的国家么？这样一个被软弱的、无能的、怯懦的政客而非政治家领导的国家。有时候他看着自己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个皮肉已经被剥下的骷髅，消瘦的肋骨里没有跳动的心——它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向哈克传输那些曾经他以为会永远流淌的天真的血液。
政治，什么是政治？庞大的、残酷的、对于美学与生命的永恒的探讨，和情欲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调和的纠纷。政治里必然有爱欲，就像是木柴里必定有火[2]。他们因为政治相遇，他和汉弗莱。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质询场上，那时他比现在要年轻得多，汉弗莱也是。他们回答着彼此的问题又截断了彼此的话语，没有人对他们说有朝一日你们会像是争吵一般地吻着彼此的嘴唇，又会像是接吻一样不分你我地驳斥彼此的观点。但是他们不爱彼此，这是政治的失算，经济的谬误，在爱之中没有供需关系，有人说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3]，汉弗莱对此声明嗤之以鼻——他对法国哲学家全部嗤之以鼻。“假如真的如他所说，”哈克在回忆里模拟着汉弗莱的声音，模拟着汉弗莱脸上那个嘲讽的、挑衅的微笑，“那么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出现的造物。一种演变性的缺陷。您觉得自己心中有爱么，首相？也许只有剑桥人才会为此神魂颠倒——‘哪个爱者不是一见钟情’[4]？”他想起自己当时点头，想起汉弗莱看着他失望地摇头的模样。
“您偶尔让我生气。”汉弗莱当时直白地对他说。他们没有在工作，所以这样的直白是允许的，没有公务员的权力因此被打破，没有内阁秘书的指令因此被忤逆。“您竟然觉得自己还有爱，大臣，您不该这么觉得。爱只会拖累您，像是脚镣一样挂在您的足尖，您会是那个试图飞起却被拽入深海的、可悲的尝试者。”
现在哈克觉得汉弗莱从未如此正确过。他从未爱过汉弗莱，就像他从未恨过他一样。他们之间不被允许拥有任何私人的、带有指向的感情。排他性是被禁止的。特殊性是被否决的。单一性是被消磨的。他不可能恨汉弗莱，就像他知道汉弗莱从来不恨他一样。没有任何刻骨铭心的感情，什么都没有，他们之间像是有一个狭长的裂口，在这裂口的两边他们注视着彼此的眼睛，空洞的、自私的眼睛，没有道德的眼睛。
赫伯特已经死了，偶尔哈克想到这件事，然后觉得很惊讶。赫伯特是什么时候死的？葬礼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他有哪怕一秒真的回想过赫伯特的脸庞么？他甚至想不起赫伯特长什么样子了，更想不起赫伯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这对他而言不再重要了，这些他身边的死者。当死亡变成了生者见面与交谈的机会，死亡就已经失去了它本身的那个无言的意义。如果死亡只是为了让一个生命与另一个见面，然后他们一起坐在教堂冰冷的、长长的座位上，听着那些他们并不在乎的哀叹一样的旋律，在这样的旋律之下编制起国际政治的商谈之网——那么死亡的确只是脸上被涂了油彩的木乃伊，丑陋，僵硬，又荒唐可笑地昂贵。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们吞噬着作为会谈机会的死亡就像是维多利亚人们吞噬着木乃伊[5]——和那个以中产阶级道德而出名的时代的人一样，他们将饕餮这门艺术做得超凡卓绝[6]。
“您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汉弗莱又问他，简直像是在质问——从一开始就像在质问。语气里不明不白的愤怒与怨恨像是剧作家草草抓过咖啡桌上的纸巾写下的对话。没头没尾，也不会被任何剧评家夸大其词地分析。“您到底知不知道这不是您应该说的话？您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首相，您非要我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替您解决一切吗？”
他按下哈克平常用来记日记的录音机。那个袖珍的、神秘的小机器把封存在里面的声音缓缓播放出来，一段变了形的记忆。哈克能听出那是自己的声音，却根本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他在录音机里对汉弗莱说：“我爱你、我爱你……汉弗莱，我爱你。”
他在录音机里问汉弗莱：“现在你能爱我了么？”
汉弗莱替他掐断了那段录音。他们望着彼此，哈克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先做什么。问汉弗莱这是他从哪里得来的录音吗？不可理喻。他应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对着自己的内阁秘书说出了那个禁忌的字眼，而不需要去询问对方。问汉弗莱为什么选择在此时此刻给他播放这段录音吗？可以尝试，但他认为汉弗莱不会回答。像是平常一样，哈克并不理解汉弗莱到底想做些什么——并且，他罕见地一针见血，也许汉弗莱自己也不明白。
也许汉弗莱自己也不明白。哈克咀嚼这自己的这个猜想，感到某种真理，某个一定程度下的事实正在他面前被逐渐展开（他难道不是听上去越来越像公务员了吗？）在牛津读了古典学的、兴许从不知多年轻时就读了维吉尔和奥维德的汉弗莱·阿普比爵士，在爱方面就像是在化学方面一样一无所知。
爱者对爱不可能一无所知，哈克心想。那么汉弗莱并不爱我。这就像是ὄναρ与Ϊπαρ的区别，常人的梦与先知的幻觉，变了形的、蒙上一层面纱的对于爱的幻象。假如他们身处在这样的梦之中，他们就没有可能理智地分析自己是否行走在梦的云端——因此他们没有在做梦。异己而非排他的分析，非爱的情欲是政治的前提，是他们相遇的前提。没有被嵌入永恒的片刻，没有被固定的、被重塑为必然的偶然——他和汉弗莱的的确确是道德真空，他们除了自己优渥的、养尊处优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外一无所有。
“为什么我会对你说这句话，汉弗莱？”哈克问他的内阁秘书。
“因为您被惯坏了，首相。”汉弗莱回答道。“这正是我今天要向您控诉的。您不能这样，首相，您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告诉您的内阁秘书——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说出爱这个字眼。它不应该存在，您不明白吗？您看不出来吗？您的自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谁让您这么无所顾忌地说着这样的话，又从来不让您经历任何惩罚？告诉我，首相，您看得出如果我们之间有爱的报应吗？”哈克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做梦。只有在梦中汉弗莱才有可能对他说这些话——哪怕在梦里汉弗莱也不会这样对他说话。他们从不提起‘爱’，此话不假。爱对他们而言是无用的附件，花里胡哨的、不再适合他们的年龄与身份的配饰。
他知道不是这样。哈克知道绝不是这样。他很软弱，也许吧，但他绝不会做那个开口说爱的人——对着其他人，也许；对着汉弗莱，绝不。对汉弗莱说爱能让他得到什么？能让他被夺走什么？哈克在心里问着自己这些他从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他知道它们不该被问出，但他仍然这么做了。一切就像是回到了最初一样，一盘倒带的磁带，一张向后旋转的碟盘，留声机里的唱片在缓缓、缓缓地逆流，他们像是第一次——第二次见到彼此的那天一样，哈克如此天真地抬起头望着他的内阁秘书，然后他开口。
“于是呢？”他这么说，用着最理所应当的语气。“汉弗莱，我根本不记得我对你说过这句话……我那时一定已经神智不清了。你知道我不会爱上你的，你不需要这么生气，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或是你情愿我对你谈起恨？”
“您好歹应该反抗。”汉弗莱苦涩地回答，听上去就好像他知道什么哈克不知道的秘密。“是的，我情愿您对我谈起恨。如果您对我说了‘我恨你’，那么什么都不会出错——首相，您怎么就看不出来？”汉弗莱几乎是抓狂地重复着这个反问句，“您犯了错，您不应该说爱我！您不记得发生什么了，我还记得。您不清醒，是的，我对此清楚无比，因为您像平常一样毫无知觉地咽下了我递给您的东西。不管是复杂冗长的解释，是我们的、我的、公务员的种种自我辩解的借口，还是恰到好处的能让您神智不清的迷药，您都毫无怀疑地将它们吞了下去。您真该庆幸仍然没人把您放上死亡清单！”他没能压下烦躁的怒火，强迫哈克盯着他的眼睛，“就算苏联间谍递过来掺了诺维奇克[7]的伏特加您也不会有所怀疑！您从不怀疑一切，除了我，是不是？您甚至不怀疑自己说出口的话，作为一名政客、作为一名首相的您——坐在镜头前念着那些别人让您说的话，那些韦恩赖特为您写好的虚张声势的稿子，而您从不对那些谎言质疑。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呢，大臣？”那个已经过时的称呼脱口而出，而汉弗莱甚至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不保持沉默，为什么要说出爱？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听者却再不可能忘记了！”他在说他自己，哈克心想。汉弗莱在说他自己。他试着为自己翻译汉弗莱真正的意思，不出意外地又遇见了彻底的失败。
“我不明白。”哈克对汉弗莱说。“汉弗莱，坐下来吧，你听上去很激动，而我也不想被你这样训斥。”他的内阁秘书在他面前坐下来，整理自己并没有凌乱的西装与衬领。
“您当然不明白了。”汉弗莱回答，“像以往一样，您什么也不明白，却能让一切都为您乱了阵脚。首相，您知道有时候我在好奇什么吗？我好奇您是不是故意的，从一开始就是故意的。您从一开始就明白最后会变成怎样，于是您装得格外天真，让我和伯纳德都被您骗进这个陷阱。您是故意的吗？如果您是故意的就好了！”他看出哈克要摇头，抢先这么感叹。“如果您是故意的，我愿赌服输——但是您不是。您是一个丝毫不珍贵的巧合，一个意外，一个异象，但您却镶嵌在永恒之中。凭什么？”他质问，“凭什么是您？必须是您吗？显然不是。然而事实就是这样，首相，我们坐在彼此的面前，疲惫的文官和自私的政客。您应该知道这个场面多适合未来派的二幕剧——像是米勒的作品。”米勒并不是未来派，这也不像是米勒的作品，哈克默默地想着，他也想不起自己是什么时候去剧院看的《桥上一瞥》了。
“我不自私。”哈克纠正汉弗莱，“你们把我绕进了米诺陶的迷宫，我跟随着你们手里的丝线跌跌撞撞地朝着迷宫的深处走去——就连我成为首相都是你的决定！你想到这个不会感到傲慢得发狂么？和阿诺德坐在幕布背后操纵着演员的走位，戈洛夫曼的拟剧论[8]对你们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不仅变换着自己的面具，你们还为其他人设计了身份的轮廓！你是自私的，汉弗莱，我成为首相只是一次偶然，一次必然被你们设计好的偶然。你们选择了我就像是在两场不同程度的大火里选择了廉价的打火机，点燃你们对此如此上瘾的权力的香烟。”
“您将我打败了。我不战自降了。”沉默了很久，汉弗莱最后这样说。“您不知道您为什么是自私，我简直羡慕您的无知——无知就是您的自私，您的不可逃脱的原罪。作为一名政客——政治家——您不应该也不能无知。首相，您怀着那么天真的理想主义踏进行政事务部，却过了这么久都仍然一堂课都没有学到，没有明白不要在您的敌人面前低下头露出赤裸的脖颈——除非您是有意的。”
“很遗憾，”哈克回答，“我的确不是有意的。你到底听不听得出自己在说什么？汉弗莱，是你做了这件事，是你让我陷入了半昏迷的神智不清的状态之中，为什么到头来仍旧是我的错？”
“因为您本不该如此无知——如此恼人地、让人挫败、又无可奈何地无知。我仍然抱有幻想，幻想这是您的骗局，这是您下的一盘精湛的棋局——至少这样我愿意承认我的失败。您说不是。看到了吗，首相？一个直白的回答杀伤力就是能够这么强。您是无意的！那您什么都没有做错……可是您不该什么都没有做错。您应该和我一样清楚自己的罪名，清楚自己应得的刑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法庭上把对彼此的指控相互抵消，但您既然什么也没有做错，那么受罚的就是我了，首相，而我从不希望自己受罚。”汉弗莱听上去很平静，几乎是嘶哑。哈克忽然感到一阵陌生，感到自己根本不认识面前这个人。
“汉弗莱，我认为你对爱一无所知。”哈克最后这样总结道。
“是的，您说得一点不错，我对爱一无所知。”汉弗莱直白地承认。“我也看不出我未来有什么需要去探究它，就像信仰一样，首相，它们不是我的生活必需品。探究爱的丑态仅仅是对于一个人已经身处爱中的意指……竭尽全力地正视自己和对方被剖成两半后截面上平滑的伤痕只是在不断提醒自己那个重新合二为一的欲望[9]。爱必然不能被分析，就像命运必然不能被回溯。当回溯时那些绝对的偶然已经被嵌入了必然的模具，在永恒之中静躺着无数本有可能与我们自己擦肩而过的瞬间。当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当您用了那个字眼的时候——我开始回忆了，首相。我回忆着我们之间的种种往事，在未完成的过去时中搜寻着那些曾经被我偏头错过的诱饵，记忆的诱饵。于是您曾经对我做过的一切，以及我曾经对您做过的一切，都像是一排排便签一样变为了带有次序的时间的剧目，顺着它们的脊背挨个划过、寻找解答时我意识到——首相，您知道我意识到什么吗？”
汉弗莱说了那个顿悟。
“你疯了。”哈克久久地凝视着汉弗莱，想确定他是不是在说笑话。“汉弗莱，你在说胡话。知道我不爱你，别开玩笑了。我们不是那样的关系，你引导了一切，我做的只不过是默许而已。”他回想着汉弗莱都说了什么。“我没有信仰。”汉弗莱对他说，似乎对此感到非常自傲，但是汉弗莱从一开始就有信仰，并且也许比他对党章以及宣言还要忠诚上千万倍。汉弗莱爵士以一种如此虔诚的方式为他亲爱的、亲爱的公务员体系做着贡献，就好像他们是共存的，是濒危的野生动物与珍稀的栖息地一般共存。在否决之中人们才能找出公务员的信仰何在，他们否决着对于自我的指定的文本，在那文本背后自然藏着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一个人绝不可能没有信仰，这是一个悖论——当他以这样愤世嫉俗的、理所当然的语气说出它时，这意味着他已经打破了自己制定的法规，他已经回头看向了他的欧律狄刻。但是——虚伪的谎如何能够换来真正的爱呢？除了爱之外再没有邪恶的天使[10]。他想着这句话，知道自己一定漏掉了其中的几个词甚至一个短句，但哈克觉得这两句话再合适不过了。
“默许恰是您是我共谋的证据。”汉弗莱叹息，“也许我真的疯了，首相。如果我的确精神失常，您会怎么做？”
他望着哈克。一瞬间哈克感到自己和汉弗莱也许真的从未熟悉过。
“如果你疯了，汉弗莱，”哈克听见自己这么说道，声音在不安之中微微地颤抖。“我会原谅你。”
“原谅我！”听见这个回答，汉弗莱发出一声真诚的大笑，现在他听上去和平常又没什么两样了，甚至比之前还要更高兴一些。“您会原谅我。那太好了，首相，谢谢您的仁慈，您的恩赐——您到底还是自私的！您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感谢您说的话。原谅我……”他讥讽地品味着这个回答，握住哈克的手放到自己唇边，在上面轻轻地吻了一下。一个虚情假意的资产阶级的举动，但是哈克再一次默许了他这么做——他没有拒绝的权利。
“是的，原谅你。”哈克觉得自己仿佛被羞辱了，冷冰冰地抽回了手。他也看出汉弗莱想让他再说得更多一些，于是他宽宏大量地照做了。“我会原谅你，汉弗莱，原谅你做的一切，对我做的一切。假如你疯了——永恒的、无限的豁免权。但让我们一起祈祷你绝不会进入癫狂吧。”
他注意到汉弗莱眼里藏着某种让他颤栗的笑意，就好像汉弗莱在他说的这句话中找到了最完美的、最讽刺的笑话，又或是一种让汉弗莱自己感到可笑的狂喜——“是，也不是……”
“是的，首相，让我们一起祈祷我绝不会陷入疯狂吧。”汉弗莱轻声赞同道。“您会原谅我！”他重复了一次这句话，“我真是徒劳一场。”
汉弗莱没有解释究竟什么是徒劳一场，哈克也没有过问。也许质问哈克是徒劳一场，也许指责哈克无罪而他受罚是徒劳一场，也许否决爱是徒劳一场。也许以上三者皆有，也许哪一个都不是。不论如何，哈克知道自己绝不可能再开口多言一句。让这个质询的午后也成为一次徒劳的尝试，溶解在他们的最后陈词之中。
Fin.